塔爾科特．帕森斯認為，社會的存在，依賴其系統中的四種功能的充分發揮。這四種功能包括：(i)Adaptation(適應)，(ii)Goal
Attainment(達標)，(iii)Integration(整合)，(iv)Latency(維式)，簡稱AGIL。前文已介紹過前三種功能，今
天繼續講第四項。集中講香港回歸後，英國人留下的西方文化範式對主權轉變的排斥。
帕森斯認為，社會系統複雜，矛盾眾多，單靠法治不足以完善地處理好這些矛盾；要整合社會的力量，還需要有與社會的政治及經濟系統相應的文化意識，在人們的生活取捨中，作出全方位的配合。
意識形態是長期潛移默化的，它不是一蹴即成的，也不會因主權回歸而立即改變。帕森斯稱這種功能為Latency，就是因為這種功能是潛伏的，不易察覺，卻力量很大，且非常頑固。
英國人能夠在香港進行一百多年的殖民統治，並非全靠炮艦與警察，它還引入了西方的宗教信仰、西方的文化藝術、西式的生活習慣與社會時尚，令香港人逐步接受英國人的管治，甚至甘之如飴。
港英政府透過他控制的教育制度，設計課程，決定青少年可以接受到哪類型的資訊，以規範他們的思維模式。於成年人而言，港英政府亦設計了一套社會階梯與職業
途徑，令想升職改善生活的人、想建立社會地位爭取成功的人，都得努力學習英文，適應英式文明。久而久之，香港社會就形成了一整套西式的意識形態，主宰了香
港人的價值取向。
幸好回歸是在中國改革開放後進行，以及鄧小平願意作出相當多的妥協，否則香港社會原有的Latency，一定會與主權轉變產生更大的衝突。一國兩制令香港
在經濟上保持了大部分的Adaptation的能力，因為我們可以繼續行資本主義與自由市場。在Goal
Attainment方面，個人奮鬥依然受到鼓勵，但政治訴求則受到遏抑。幸好法治仍保全得相當好，社會上的非政治性矛盾基本上得到梳理。可是，佔中使香
港人驚覺，法治無法梳理政治矛盾。中方只餘政治讓步與武力鎮壓兩個選項。
回歸後政治矛盾突顯的一個重要原因，是英國人留下的Latency與中共的文化意識根本是南轅北轍。表面上中共也在行市場經濟，甚至可以說在行資本主義。
但西方的資本主義是以個人為基礎的，但中式的資本主義卻是以國家為主導的，前者崇尚自由，後者依靠威權。前者對後者必然有所排斥。
此之所以，回歸後特區政府在施政時不容易受到文化界的支持，難以在輿論上佔領道德高位，處處舉步維艱。以至97後，香港的發展明顯沒有英治時代那麼順暢。塔爾科特‧帕森斯的社會結構功能理論，可對此作出強而有力的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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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一, 11月 03, 2014
C觀點 - 施永青 法治有整合社會功能
前文已介紹過塔爾科特‧帕森斯的AGIL理論中的Adaptation(適應)與Goal Attainment(達標)的社會功能，今天續談Integration(整合)的功能。
人類社會是一個複雜系統，大系統內還有很多次系統，這些系統既獨立，又牽連；既矛盾，又互適；有時互相促進，有時互相制約。正如一個人，既是社會的成員，又是公司的僱員；既是別人的兒子，又是朋輩中的「大哥」；其言行會同時受所處的不同系統所影響。
這些錯綜複雜的系統之間不可能沒有衝突，為了避免社會因糾紛得不到恰當的處理而分崩離析，社會必須發展出一套整合矛盾的方式，這就需要有司法制度。
按帕森斯的說法，法治的基礎是先要界定產權。這樣才能避免因爭奪資源而產生無休止的衝突。再者，交易亦需要在產權獲得界定後才能進行。有交易才有市場，才能透過市場機制進行公平競爭，推動經濟發展。
另一方面，社會亦需要為人權下定義，這樣，政府才能在有認受性的情況下組成，才能有效地去處理公眾事務。此外，社會還需要有一套合乎公義的會議程序，以決定如何滙聚眾人的意願。
有了這些基礎之後，社會就可以發展出一整套司法制度，讓成員知所行止，令社會的矛盾不會惡化。
英國人為香港留下的，可不只是一套可以依據的律例，而是一整套法治的理念與司法程序。香港的回歸能進行得相對平穩，與特區政府基本上原封不動地承繼了原有的司法系統有莫大的關係。
回歸後，雖有人危言聳聽，說香港的法治已死，但世人仍公認香港的法治達國際一流水準，而港人亦可以如常在香港生活與做生意，不覺有失去法治的實質威脅。直到佔中運動的出現，香港人才真正感受到失去法治的害處。
佔中運動挑戰的可不只是個別「惡法」，而是侵犯了整個法治的根基——產權、人權與政府的執法權。
佔領區的物業，地契上列明有Right of way，但現在佔領者卻不容停車場的車輛出入。這分明損害了這些物業的產權。現在政府卻無法加以維護；法庭出了禁制令，佔中者卻一樣藐視。這樣發展下去，誰敢在香港置業？
其實，損害產權等同損害人權，因為人權的一項重要內容，就是個人的財產應獲保障。此外，人人都應有追求幸福的權利，但現在佔領區生意難做，怎會不妨礙別人追求幸福？
佔中者把自己的行為說成是公民抗命，但公民抗命只是個人行為在道德上的解釋，用來拒絕遵守某些個人不認同的法令還講得通，但絕不可以借此損害他人的產權與人權。
再者，佔中者現時在爭取的是憲政改革，本應獲社會上絕大多數人贊同才有條件實施，不宜用佔領交通要津的方式去逼其他人就範。如果祭起公民抗命的旗幟就可以欲所欲為，只會天下大亂，令法治失去協調與整合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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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類社會是一個複雜系統，大系統內還有很多次系統，這些系統既獨立，又牽連；既矛盾，又互適；有時互相促進，有時互相制約。正如一個人，既是社會的成員，又是公司的僱員；既是別人的兒子，又是朋輩中的「大哥」；其言行會同時受所處的不同系統所影響。
這些錯綜複雜的系統之間不可能沒有衝突，為了避免社會因糾紛得不到恰當的處理而分崩離析，社會必須發展出一套整合矛盾的方式，這就需要有司法制度。
按帕森斯的說法，法治的基礎是先要界定產權。這樣才能避免因爭奪資源而產生無休止的衝突。再者，交易亦需要在產權獲得界定後才能進行。有交易才有市場，才能透過市場機制進行公平競爭，推動經濟發展。
另一方面，社會亦需要為人權下定義，這樣，政府才能在有認受性的情況下組成，才能有效地去處理公眾事務。此外，社會還需要有一套合乎公義的會議程序，以決定如何滙聚眾人的意願。
有了這些基礎之後，社會就可以發展出一整套司法制度，讓成員知所行止，令社會的矛盾不會惡化。
英國人為香港留下的，可不只是一套可以依據的律例，而是一整套法治的理念與司法程序。香港的回歸能進行得相對平穩，與特區政府基本上原封不動地承繼了原有的司法系統有莫大的關係。
回歸後，雖有人危言聳聽，說香港的法治已死，但世人仍公認香港的法治達國際一流水準，而港人亦可以如常在香港生活與做生意，不覺有失去法治的實質威脅。直到佔中運動的出現，香港人才真正感受到失去法治的害處。
佔中運動挑戰的可不只是個別「惡法」，而是侵犯了整個法治的根基——產權、人權與政府的執法權。
佔領區的物業，地契上列明有Right of way，但現在佔領者卻不容停車場的車輛出入。這分明損害了這些物業的產權。現在政府卻無法加以維護；法庭出了禁制令，佔中者卻一樣藐視。這樣發展下去，誰敢在香港置業？
其實，損害產權等同損害人權，因為人權的一項重要內容，就是個人的財產應獲保障。此外，人人都應有追求幸福的權利，但現在佔領區生意難做，怎會不妨礙別人追求幸福？
佔中者把自己的行為說成是公民抗命，但公民抗命只是個人行為在道德上的解釋，用來拒絕遵守某些個人不認同的法令還講得通，但絕不可以借此損害他人的產權與人權。
再者，佔中者現時在爭取的是憲政改革，本應獲社會上絕大多數人贊同才有條件實施，不宜用佔領交通要津的方式去逼其他人就範。如果祭起公民抗命的旗幟就可以欲所欲為，只會天下大亂，令法治失去協調與整合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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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觀點 - 施永青 回歸後香港欠共同願景
一連幾天，本欄試圖借塔爾科特‧帕森斯的AGIL理論，分析香港回歸後出現的社會系統失調。
昨天我先由Adaptation(適應)的角度，試圖解釋為何回歸後，香港的經濟發展步伐會逐步減慢，原因可能與民間的強烈反共情緒有很大的關係。正是這股情緒，令香港人抗拒與中國融合，無法善用中國的崛起來發展香港的經濟。全世界都搶著做中國生意，但在香港做內地生意，卻常要背上道德包袱，被指為賣港媚共。在這種壓力下，香港的適應環境，善用資源的能力自然下降。
今天，我再由Goal Attainment(達標)的角度，試圖解釋為何社會失去共同願景，沒法有凝聚力。港英年代，殖民地政府成功地讓大多數市民接受了獅子山下同舟共濟的精 神。這類所謂的共濟，其實主要是各自努力，以改善生活質素。殖民地政府並沒有引導市民去追求一個更理想的政治制度，因為市民一旦在政治上有所覺醒，一定不 會接受殖民地統治。所以，他們在社會上營造一種忌談政治的氣氛。當年，大部分香港人都是缺乏政治訴求的經濟動物。
不過，這也難怪香港人，因為當時香港的生產力仍相對落後，大部分人教育水平不高，只能在工廠打工，為口奔馳已耗盡精力，沒有閒心爭取政治上的訴求。當時， 大部分人的目標很簡單，就是「少做工夫，多歎世界」。連大學生也只曉得集中力量搞四仔運動──車仔、屋仔、老婆仔、BB仔。港英政府成功地為香港社會界定 了目標，並為社會成員提供了一個有機會完成目標的環境，所以社會顯得相對穩定。
到英國人知道中國一定會在1997年收回香港後，他不甘心把一個這麼容易管治的香港交還中國，派來了一個不一樣的港督彭定康，引導香港人要作民主訴求，要追求一個公平、公正、公開的社會，讓民主種子有更好的發芽環境。
英國人統治了香港百多年，在英國早有民主後，仍不在香港推行民主，為何突然「轉性」？說穿了就是不甘心放棄這個殖民地。既然中共不肯以主權換治權，那就讓中共嘗嘗治港的滋味。彭定康留下一招，叫中共至今仍窮於應付。這招就是民主抗共。
回歸後，香港民間在生活目標上出現了嚴重的分歧。有人繼續搞個人奮鬥，以改善個人與家庭的經濟狀況為目標；有人則認為應先改革社會制度，引入民主憲政，否則一切個人的奮鬥都沒有保障。佔中後出現的社會分化，基本上就是因為大家想達至的目標不一樣。
社會要有平衡持續的發展，必須讓成員有一個共同的願景，否則社會的力量就無法凝聚，甚至會出現內耗。可惜，回歸後，特區政府在這方面都不太成功。中共在制 訂治港政策時，必須看到兩個基本事實：(i)香港人的教育水平已提高，會有較強的自我意識；(ii)現時社會提供的個人奮鬥空間已愈來愈小，很難期望年輕 人繼續迷頭迷腦搞「四仔運動」，而不作政治上的訴求。正確的做法是為香港描繪一個大多數人都願意去努力的願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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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我先由Adaptation(適應)的角度，試圖解釋為何回歸後，香港的經濟發展步伐會逐步減慢，原因可能與民間的強烈反共情緒有很大的關係。正是這股情緒，令香港人抗拒與中國融合，無法善用中國的崛起來發展香港的經濟。全世界都搶著做中國生意，但在香港做內地生意，卻常要背上道德包袱，被指為賣港媚共。在這種壓力下，香港的適應環境，善用資源的能力自然下降。
今天，我再由Goal Attainment(達標)的角度，試圖解釋為何社會失去共同願景，沒法有凝聚力。港英年代，殖民地政府成功地讓大多數市民接受了獅子山下同舟共濟的精 神。這類所謂的共濟，其實主要是各自努力，以改善生活質素。殖民地政府並沒有引導市民去追求一個更理想的政治制度，因為市民一旦在政治上有所覺醒，一定不 會接受殖民地統治。所以，他們在社會上營造一種忌談政治的氣氛。當年，大部分香港人都是缺乏政治訴求的經濟動物。
不過，這也難怪香港人，因為當時香港的生產力仍相對落後，大部分人教育水平不高，只能在工廠打工，為口奔馳已耗盡精力，沒有閒心爭取政治上的訴求。當時， 大部分人的目標很簡單，就是「少做工夫，多歎世界」。連大學生也只曉得集中力量搞四仔運動──車仔、屋仔、老婆仔、BB仔。港英政府成功地為香港社會界定 了目標，並為社會成員提供了一個有機會完成目標的環境，所以社會顯得相對穩定。
到英國人知道中國一定會在1997年收回香港後，他不甘心把一個這麼容易管治的香港交還中國，派來了一個不一樣的港督彭定康，引導香港人要作民主訴求，要追求一個公平、公正、公開的社會，讓民主種子有更好的發芽環境。
英國人統治了香港百多年，在英國早有民主後，仍不在香港推行民主，為何突然「轉性」？說穿了就是不甘心放棄這個殖民地。既然中共不肯以主權換治權，那就讓中共嘗嘗治港的滋味。彭定康留下一招，叫中共至今仍窮於應付。這招就是民主抗共。
回歸後，香港民間在生活目標上出現了嚴重的分歧。有人繼續搞個人奮鬥，以改善個人與家庭的經濟狀況為目標；有人則認為應先改革社會制度，引入民主憲政，否則一切個人的奮鬥都沒有保障。佔中後出現的社會分化，基本上就是因為大家想達至的目標不一樣。
社會要有平衡持續的發展，必須讓成員有一個共同的願景，否則社會的力量就無法凝聚，甚至會出現內耗。可惜，回歸後，特區政府在這方面都不太成功。中共在制 訂治港政策時，必須看到兩個基本事實：(i)香港人的教育水平已提高，會有較強的自我意識；(ii)現時社會提供的個人奮鬥空間已愈來愈小，很難期望年輕 人繼續迷頭迷腦搞「四仔運動」，而不作政治上的訴求。正確的做法是為香港描繪一個大多數人都願意去努力的願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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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觀點 - 施永青 回歸後香港未能適應
昨文介紹塔爾科特．帕森斯的社會結構功能範式——AGIL︰adaptation(適應)、Goal Attainment(達標)、Integration(整合)、Latency(維式)；由於篇幅關係，只籠統地接觸一下，今後會逐一結合香港的情況加以闡述。
回歸後，香港社會明顯出現不適應的情況，原因與上述四大功能的失調有密切的關係，今天先談經濟發展方面的情況。
帕森斯認為︰一個社會要長期生存並保持平衡，必須能在經濟發展上適應環境的變遷，善於利用周邊的資源，為社會的成員提供所需的商品與服務。
香港人向來以適應能力強而聞名，但回歸後卻適應能力大減，甚至有抗拒適應的跡象。原因是今次主權回歸，基本上是由外力造成的，而港人自發的內因不足，強摘的瓜不會甜。
香港人很多都是從內地來的難民，他們為了逃避中共政權才來到香港，怎會歡迎再度納入中共的管治。鄧小平深知港人的這種心態，才在策略上作出退卻，容許香港先行一國兩制，試圖平息香港人的抗拒情緒。
回歸後，中共容許香港可以繼續行資本主義，私有產權亦受到法律的保障，所以民心基本上得以穩定下來。急於移民的人漸少，已移民的亦逐漸重回香港生活。然 而，香港人心中的憂慮——中共最終會以他們的一套治港，總是沒法放得下。社會上總有批人，以疑共、恐共、仇共的心態，對待中央政府與特區政府的政策；一些 專與政府對着幹的言行，常被輿論視作有助於維護港人原有的生活方式與傳統價值。這種強烈的抗拒情緒，嚴重影響了港人客觀地觀察環境的能力，對時空轉變的適 應能力因而下降。
改革開放後，中國的製造業發展神速，香港的製造業沒有條件與內地競爭，只好轉而發展服務業，主要是金融服務與專業服務，而服務的對象亦由歐美國家變成中國大陸。然而，香港就有一些人對這種轉變感到不舒服，甚至有所抗拒。
他們不想香港的上市公司中大陸公司愈來愈多；不想香港的金融政策遷就內地的需要。他們甚至認為應該恢復製造業，以減少對金融業的依賴。
他們怕內地人來港購物多了，商舖會不願做港人生意；港人不但買不到樓，連奶粉也買不到。他們認為做大陸生意的人會賣港媚共。不可信賴。
他們反對建高鐵，反對新界東北發展，反對機場擴建，原因都是因為擔心政府在配合大陸的需要，而非港人的需要。
然而，香港的服務業要發展，怎能不去配合內地的需要？其他國家都搶着想做大陸生意。香港卻因抗共情緒而沒法利用自己的有利環境。這樣發展下去，香港社會的適應能力會下降，經濟增長能力會下降，年輕人向上流動的機會亦會減少，他們將很容易就成了反建制力量的生力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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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歸後，香港社會明顯出現不適應的情況，原因與上述四大功能的失調有密切的關係，今天先談經濟發展方面的情況。
帕森斯認為︰一個社會要長期生存並保持平衡，必須能在經濟發展上適應環境的變遷，善於利用周邊的資源，為社會的成員提供所需的商品與服務。
香港人向來以適應能力強而聞名，但回歸後卻適應能力大減，甚至有抗拒適應的跡象。原因是今次主權回歸，基本上是由外力造成的，而港人自發的內因不足，強摘的瓜不會甜。
香港人很多都是從內地來的難民，他們為了逃避中共政權才來到香港，怎會歡迎再度納入中共的管治。鄧小平深知港人的這種心態，才在策略上作出退卻，容許香港先行一國兩制，試圖平息香港人的抗拒情緒。
回歸後，中共容許香港可以繼續行資本主義，私有產權亦受到法律的保障，所以民心基本上得以穩定下來。急於移民的人漸少，已移民的亦逐漸重回香港生活。然 而，香港人心中的憂慮——中共最終會以他們的一套治港，總是沒法放得下。社會上總有批人，以疑共、恐共、仇共的心態，對待中央政府與特區政府的政策；一些 專與政府對着幹的言行，常被輿論視作有助於維護港人原有的生活方式與傳統價值。這種強烈的抗拒情緒，嚴重影響了港人客觀地觀察環境的能力，對時空轉變的適 應能力因而下降。
改革開放後，中國的製造業發展神速，香港的製造業沒有條件與內地競爭，只好轉而發展服務業，主要是金融服務與專業服務，而服務的對象亦由歐美國家變成中國大陸。然而，香港就有一些人對這種轉變感到不舒服，甚至有所抗拒。
他們不想香港的上市公司中大陸公司愈來愈多；不想香港的金融政策遷就內地的需要。他們甚至認為應該恢復製造業，以減少對金融業的依賴。
他們怕內地人來港購物多了，商舖會不願做港人生意；港人不但買不到樓，連奶粉也買不到。他們認為做大陸生意的人會賣港媚共。不可信賴。
他們反對建高鐵，反對新界東北發展，反對機場擴建，原因都是因為擔心政府在配合大陸的需要，而非港人的需要。
然而，香港的服務業要發展，怎能不去配合內地的需要？其他國家都搶着想做大陸生意。香港卻因抗共情緒而沒法利用自己的有利環境。這樣發展下去，香港社會的適應能力會下降，經濟增長能力會下降，年輕人向上流動的機會亦會減少，他們將很容易就成了反建制力量的生力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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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觀點 - 施永青 從社會系統論看回歸
施先生一連寫了幾編從社會系統論看回歸，個人覺得甚有參考價值
中國收回香港的主權後，在香港推行一國兩制。如果中國政府肯實事求是的話，不難看到，這個嘗試並不算完全成功。
基本法是一套全新的憲制，要把它加諸香港社會之上，無可避免是有難度的。歷史上，一個社會要推行新憲制，要麼靠武力壓服，要麼靠逐步演變。
英皇制誥能在香港落實，先得靠炮艦從清廷手上奪取香港的主權與治權，繼而用殺頭的方法鎮壓香港原居民的反抗，其後還得不斷調整以適應香港的特殊環境。但基 本法的推行，既沒經過法國革命或美國獨立式的暴力強行；亦沒法透過普通法的方式逐步修訂，以致問題層出不窮，佔中只是其中一個例子。
擺在中國政府面前只有兩種選擇，一是武力鎮壓，繼續在香港強推基本法，另一是因應回歸以來出現的新情況，對基本法進行修訂。從中國政府的行為去觀察，他們 選擇前者的機會正在增加。然而，從社會系統論的角度來看，單是靠武力鎮壓，只能收一時之效；一個社會要有平衡穩定的發展，還得看其他四大功能可否順暢發 揮。社會學家塔爾科斯．帕森斯(Talcott Parsons)稱這四大功能為AGIL─Adaptation, Goal Attainment, Integration and Latency。
帕森斯早期讀生物學，他把社會也視作為生命體，是一個複雜性的互適系統，大系統內又有很多既獨立又互相牽連的次系統及次次系統，形成一個多維的系統網絡 (cybernetic)。這些網絡的結構可產生上述的四大功能。一是適應功能(Adaptation)，二是達標功能(Goal Attainment)，三是整合功能(Integration)，四是維式功能(Latency)。可惜，回歸後這四大功能都未算發揮得很好。
從Adaptation的角度去看，香港既然已回歸中國，香港社會應設法適應這個新處境。但香港有相當一部分人卻沒法調整自己的抗共情緒，傾向對一國兩制 採取不合作的態度，令社會上存在著一股很大的反建制力量。正是這股力量令香港更加難以適應自己的新處境。帕森斯認為社會的適應力對經濟發展影響至大，香港 近年的競爭力已輸給新加坡，與此很有關係。
從Goal Attainment的角度去看，香港人以前崇尚個人奮鬥，人生不外是搵錢、買樓、結婚、生子，肯努力不難達標；現在有愈來愈多的人，把精力放在社會改革上，那就很難取得滿意結果，社會上的怨氣因而大增，不容易穩定下來。
從Integration的角度來看，司法制度是整合社會內部矛盾的最有效工具，香港在這方面一向做得很好；雖然不時有人危言聳聽，說香港的法治已死，但實質上遠未有這麼嚴重。到今次佔中，香港的法治才真的受到挑戰，但這只是一時現象。法治仍是香港穩定的主要基石。
從Latency的角度而言，帕森斯把它視作是一種潛在的文化力量，它是維護社會模式的主要力量，是一個社會的軟件。很明顯這副英國人留下的軟件，對一國兩制不但不能起協調作用，甚至可令矛盾激化，令基本法更難在香港推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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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收回香港的主權後，在香港推行一國兩制。如果中國政府肯實事求是的話，不難看到，這個嘗試並不算完全成功。
基本法是一套全新的憲制，要把它加諸香港社會之上，無可避免是有難度的。歷史上，一個社會要推行新憲制，要麼靠武力壓服，要麼靠逐步演變。
英皇制誥能在香港落實，先得靠炮艦從清廷手上奪取香港的主權與治權，繼而用殺頭的方法鎮壓香港原居民的反抗，其後還得不斷調整以適應香港的特殊環境。但基 本法的推行，既沒經過法國革命或美國獨立式的暴力強行；亦沒法透過普通法的方式逐步修訂，以致問題層出不窮，佔中只是其中一個例子。
擺在中國政府面前只有兩種選擇，一是武力鎮壓，繼續在香港強推基本法，另一是因應回歸以來出現的新情況，對基本法進行修訂。從中國政府的行為去觀察，他們 選擇前者的機會正在增加。然而，從社會系統論的角度來看，單是靠武力鎮壓，只能收一時之效；一個社會要有平衡穩定的發展，還得看其他四大功能可否順暢發 揮。社會學家塔爾科斯．帕森斯(Talcott Parsons)稱這四大功能為AGIL─Adaptation, Goal Attainment, Integration and Latency。
帕森斯早期讀生物學，他把社會也視作為生命體，是一個複雜性的互適系統，大系統內又有很多既獨立又互相牽連的次系統及次次系統，形成一個多維的系統網絡 (cybernetic)。這些網絡的結構可產生上述的四大功能。一是適應功能(Adaptation)，二是達標功能(Goal Attainment)，三是整合功能(Integration)，四是維式功能(Latency)。可惜，回歸後這四大功能都未算發揮得很好。
從Adaptation的角度去看，香港既然已回歸中國，香港社會應設法適應這個新處境。但香港有相當一部分人卻沒法調整自己的抗共情緒，傾向對一國兩制 採取不合作的態度，令社會上存在著一股很大的反建制力量。正是這股力量令香港更加難以適應自己的新處境。帕森斯認為社會的適應力對經濟發展影響至大，香港 近年的競爭力已輸給新加坡，與此很有關係。
從Goal Attainment的角度去看，香港人以前崇尚個人奮鬥，人生不外是搵錢、買樓、結婚、生子，肯努力不難達標；現在有愈來愈多的人，把精力放在社會改革上，那就很難取得滿意結果，社會上的怨氣因而大增，不容易穩定下來。
從Integration的角度來看，司法制度是整合社會內部矛盾的最有效工具，香港在這方面一向做得很好；雖然不時有人危言聳聽，說香港的法治已死，但實質上遠未有這麼嚴重。到今次佔中，香港的法治才真的受到挑戰，但這只是一時現象。法治仍是香港穩定的主要基石。
從Latency的角度而言，帕森斯把它視作是一種潛在的文化力量，它是維護社會模式的主要力量，是一個社會的軟件。很明顯這副英國人留下的軟件，對一國兩制不但不能起協調作用，甚至可令矛盾激化，令基本法更難在香港推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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