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一個等別日子，不過看新聞時反而想到另外的....
標題提到的人或團體，他們都有一個共通思想就是 – "犯不犯法，他們說了算"
星期一, 6月 04, 2018
星期二, 2月 24, 2015
星期三, 2月 04, 2015
保育流於口號 香港喪失文化寶庫
以前植民政府可能一直存在忘本的教育及制度建設，似乎新的特區政府並沒有改變，反而中國文化及歷史上的教育比植民時期做得更差，特區政府不著重文化建置，只推功利實用主意的語文及通識教學，到頭來惡補就推沒有文化內涵的國民教育....
以香港政府人事的眼光作風，甚麼甚麼局...唉...到頭來又只會變成用錢多但作用少的官僚機構。
保育流於口號 香港喪失文化寶庫
【明報專訊】近年大陸的移動遊戲崛起，令到金庸小說版權大受追捧，這兩年不少大陸朋友托我向「明河社」查詢手機遊戲授權，有部分公司更開出近千萬元人民幣授權費。其實金庸小說已經經歷單機遊戲及網絡遊戲階段，早在90年代，台灣智冠一口氣簽下六七套小說改編遊戲，最著名的《金庸群俠傳單機版》更被遊戲迷視作武俠遊戲的經典，而當年版權費只需數萬港元。到了2000年，網絡遊戲興起，金庸的遊戲授權費提升至數十萬港幣，期間先後推出了由台灣開發商研發的《金庸群俠傳網絡版》及《笑傲江湖》。
金庸小說改編價值翻百倍
近年大陸開發商開始關注小說改編遊戲的熱潮，中國搜狐以數百萬人民幣取得《天龍八部網絡版》改編權，並由子公司北京暢遊研發及發行，遊戲上市後大受歡迎，創下年收十億人民幣的紀錄。到了2012年的手機遊戲時代，之前沒人問津的金庸短篇小說，例如《碧血劍》及《連城缺》等，都受到遊戲商追捧，14部金庸小說全數授出，為「明河社」帶來近億港幣的收入。
上年11月，被倪匡評為「天下第一」的《天龍八部3D》手機遊戲正式登陸中國Android及IOS平台，第一個月的銷量額竟然突破1億元人民幣，業界為之嘩然！12月份的銷量額更加突破2億人民幣，成為大陸目前收入最高手遊之一。
天龍八部推手遊 一個月銷量破億
這個重量級的金庸手機遊戲《天龍八部3D》將會於近期回歸香港及澳門，負責這產品宣傳的是項明生，項明生被媒體稱為「宅男教主」，他曾經是Sony PS系列的宣傳推手，項明生會於2月11日遊戲開測日，聯同女神連詩雅及男神王宗堯在「利舞台」舉行「天龍八部3D武林大會」，而屆時漫畫版《倚天屠龍記》主編馬榮成，漫畫版《天龍八部》美術總監邱福龍，漫畫版《射鵰英雄傳》主編李志清會一同出席，揭開這次由金庸帶起的遊戲武林大會。
金庸先生由1955年開始創作《書劍恩仇錄》，直至1972年完成《鹿鼎記》，期間創作了14本驚世巨著，倪匡先生用16個字來評價金庸小說：「古今中外，空前絕後，前無古人，後無來者」，這形容一點也不誇張，金庸的小說影響全球三代華人。我和倪匡先生於2010年成立了「香港小說會」，我們都有一個心願，希望能夠向香港政府申請成立「金庸博物館」，我們相信這個博物館將會成為全球華人朝聖之地，金庸小說絕對是香港人最值得驕傲的文化寶典。
建金庸博物館 遙遙無期
可惜和政府多次洽淡下，得出的結果令人氣餒：第一，為了公眾利益，香港政府不會撥款支持某個人的作品，例如2013年由我策劃的「衛斯理50周年展」就申請不了創意香港的贊助；第二，香港土地緊張，不容易找到適合的地方用做永久文化館，例如「李小龍展館」至今還沒法落實等。我作為一個小商人，不了解政府官僚制度，只是對於相關的官員一方面不斷叫口號支持創新及創作，另一方面又提出不同原因去拒絕保育香港特有的本土文化，我相信再過幾十年後，香港人除了那些冷冰冰的建築群外，那活生生文化寶庫，將會慢慢消失。
施仁毅
Gameone董事長
香港遊戲產業協會主席
以香港政府人事的眼光作風，甚麼甚麼局...唉...到頭來又只會變成用錢多但作用少的官僚機構。
保育流於口號 香港喪失文化寶庫
【明報專訊】近年大陸的移動遊戲崛起，令到金庸小說版權大受追捧，這兩年不少大陸朋友托我向「明河社」查詢手機遊戲授權，有部分公司更開出近千萬元人民幣授權費。其實金庸小說已經經歷單機遊戲及網絡遊戲階段，早在90年代，台灣智冠一口氣簽下六七套小說改編遊戲，最著名的《金庸群俠傳單機版》更被遊戲迷視作武俠遊戲的經典，而當年版權費只需數萬港元。到了2000年，網絡遊戲興起，金庸的遊戲授權費提升至數十萬港幣，期間先後推出了由台灣開發商研發的《金庸群俠傳網絡版》及《笑傲江湖》。
金庸小說改編價值翻百倍
近年大陸開發商開始關注小說改編遊戲的熱潮，中國搜狐以數百萬人民幣取得《天龍八部網絡版》改編權，並由子公司北京暢遊研發及發行，遊戲上市後大受歡迎，創下年收十億人民幣的紀錄。到了2012年的手機遊戲時代，之前沒人問津的金庸短篇小說，例如《碧血劍》及《連城缺》等，都受到遊戲商追捧，14部金庸小說全數授出，為「明河社」帶來近億港幣的收入。
上年11月，被倪匡評為「天下第一」的《天龍八部3D》手機遊戲正式登陸中國Android及IOS平台，第一個月的銷量額竟然突破1億元人民幣，業界為之嘩然！12月份的銷量額更加突破2億人民幣，成為大陸目前收入最高手遊之一。
天龍八部推手遊 一個月銷量破億
這個重量級的金庸手機遊戲《天龍八部3D》將會於近期回歸香港及澳門，負責這產品宣傳的是項明生，項明生被媒體稱為「宅男教主」，他曾經是Sony PS系列的宣傳推手，項明生會於2月11日遊戲開測日，聯同女神連詩雅及男神王宗堯在「利舞台」舉行「天龍八部3D武林大會」，而屆時漫畫版《倚天屠龍記》主編馬榮成，漫畫版《天龍八部》美術總監邱福龍，漫畫版《射鵰英雄傳》主編李志清會一同出席，揭開這次由金庸帶起的遊戲武林大會。
金庸先生由1955年開始創作《書劍恩仇錄》，直至1972年完成《鹿鼎記》，期間創作了14本驚世巨著，倪匡先生用16個字來評價金庸小說：「古今中外，空前絕後，前無古人，後無來者」，這形容一點也不誇張，金庸的小說影響全球三代華人。我和倪匡先生於2010年成立了「香港小說會」，我們都有一個心願，希望能夠向香港政府申請成立「金庸博物館」，我們相信這個博物館將會成為全球華人朝聖之地，金庸小說絕對是香港人最值得驕傲的文化寶典。
建金庸博物館 遙遙無期
可惜和政府多次洽淡下，得出的結果令人氣餒：第一，為了公眾利益，香港政府不會撥款支持某個人的作品，例如2013年由我策劃的「衛斯理50周年展」就申請不了創意香港的贊助；第二，香港土地緊張，不容易找到適合的地方用做永久文化館，例如「李小龍展館」至今還沒法落實等。我作為一個小商人，不了解政府官僚制度，只是對於相關的官員一方面不斷叫口號支持創新及創作，另一方面又提出不同原因去拒絕保育香港特有的本土文化，我相信再過幾十年後，香港人除了那些冷冰冰的建築群外，那活生生文化寶庫，將會慢慢消失。
施仁毅
Gameone董事長
香港遊戲產業協會主席
星期一, 11月 03, 2014
C觀點 - 施永青 主權易變 文化範式難變
塔爾科特．帕森斯認為，社會的存在，依賴其系統中的四種功能的充分發揮。這四種功能包括：(i)Adaptation(適應)，(ii)Goal
Attainment(達標)，(iii)Integration(整合)，(iv)Latency(維式)，簡稱AGIL。前文已介紹過前三種功能，今
天繼續講第四項。集中講香港回歸後，英國人留下的西方文化範式對主權轉變的排斥。
帕森斯認為，社會系統複雜，矛盾眾多，單靠法治不足以完善地處理好這些矛盾；要整合社會的力量，還需要有與社會的政治及經濟系統相應的文化意識，在人們的生活取捨中，作出全方位的配合。
意識形態是長期潛移默化的，它不是一蹴即成的，也不會因主權回歸而立即改變。帕森斯稱這種功能為Latency，就是因為這種功能是潛伏的，不易察覺，卻力量很大，且非常頑固。
英國人能夠在香港進行一百多年的殖民統治，並非全靠炮艦與警察，它還引入了西方的宗教信仰、西方的文化藝術、西式的生活習慣與社會時尚，令香港人逐步接受英國人的管治，甚至甘之如飴。
港英政府透過他控制的教育制度，設計課程，決定青少年可以接受到哪類型的資訊，以規範他們的思維模式。於成年人而言，港英政府亦設計了一套社會階梯與職業 途徑，令想升職改善生活的人、想建立社會地位爭取成功的人，都得努力學習英文，適應英式文明。久而久之，香港社會就形成了一整套西式的意識形態，主宰了香 港人的價值取向。
幸好回歸是在中國改革開放後進行，以及鄧小平願意作出相當多的妥協，否則香港社會原有的Latency，一定會與主權轉變產生更大的衝突。一國兩制令香港 在經濟上保持了大部分的Adaptation的能力，因為我們可以繼續行資本主義與自由市場。在Goal Attainment方面，個人奮鬥依然受到鼓勵，但政治訴求則受到遏抑。幸好法治仍保全得相當好，社會上的非政治性矛盾基本上得到梳理。可是，佔中使香 港人驚覺，法治無法梳理政治矛盾。中方只餘政治讓步與武力鎮壓兩個選項。
回歸後政治矛盾突顯的一個重要原因，是英國人留下的Latency與中共的文化意識根本是南轅北轍。表面上中共也在行市場經濟，甚至可以說在行資本主義。 但西方的資本主義是以個人為基礎的，但中式的資本主義卻是以國家為主導的，前者崇尚自由，後者依靠威權。前者對後者必然有所排斥。
此之所以，回歸後特區政府在施政時不容易受到文化界的支持，難以在輿論上佔領道德高位，處處舉步維艱。以至97後，香港的發展明顯沒有英治時代那麼順暢。塔爾科特‧帕森斯的社會結構功能理論，可對此作出強而有力的解釋。
原文連結
帕森斯認為，社會系統複雜，矛盾眾多，單靠法治不足以完善地處理好這些矛盾；要整合社會的力量，還需要有與社會的政治及經濟系統相應的文化意識，在人們的生活取捨中，作出全方位的配合。
意識形態是長期潛移默化的，它不是一蹴即成的，也不會因主權回歸而立即改變。帕森斯稱這種功能為Latency，就是因為這種功能是潛伏的，不易察覺，卻力量很大，且非常頑固。
英國人能夠在香港進行一百多年的殖民統治，並非全靠炮艦與警察，它還引入了西方的宗教信仰、西方的文化藝術、西式的生活習慣與社會時尚，令香港人逐步接受英國人的管治，甚至甘之如飴。
港英政府透過他控制的教育制度，設計課程，決定青少年可以接受到哪類型的資訊，以規範他們的思維模式。於成年人而言，港英政府亦設計了一套社會階梯與職業 途徑，令想升職改善生活的人、想建立社會地位爭取成功的人，都得努力學習英文，適應英式文明。久而久之，香港社會就形成了一整套西式的意識形態，主宰了香 港人的價值取向。
幸好回歸是在中國改革開放後進行，以及鄧小平願意作出相當多的妥協，否則香港社會原有的Latency，一定會與主權轉變產生更大的衝突。一國兩制令香港 在經濟上保持了大部分的Adaptation的能力，因為我們可以繼續行資本主義與自由市場。在Goal Attainment方面，個人奮鬥依然受到鼓勵，但政治訴求則受到遏抑。幸好法治仍保全得相當好，社會上的非政治性矛盾基本上得到梳理。可是，佔中使香 港人驚覺，法治無法梳理政治矛盾。中方只餘政治讓步與武力鎮壓兩個選項。
回歸後政治矛盾突顯的一個重要原因，是英國人留下的Latency與中共的文化意識根本是南轅北轍。表面上中共也在行市場經濟，甚至可以說在行資本主義。 但西方的資本主義是以個人為基礎的，但中式的資本主義卻是以國家為主導的，前者崇尚自由，後者依靠威權。前者對後者必然有所排斥。
此之所以，回歸後特區政府在施政時不容易受到文化界的支持，難以在輿論上佔領道德高位，處處舉步維艱。以至97後，香港的發展明顯沒有英治時代那麼順暢。塔爾科特‧帕森斯的社會結構功能理論，可對此作出強而有力的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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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觀點 - 施永青 法治有整合社會功能
前文已介紹過塔爾科特‧帕森斯的AGIL理論中的Adaptation(適應)與Goal Attainment(達標)的社會功能，今天續談Integration(整合)的功能。
人類社會是一個複雜系統，大系統內還有很多次系統，這些系統既獨立，又牽連；既矛盾，又互適；有時互相促進，有時互相制約。正如一個人，既是社會的成員，又是公司的僱員；既是別人的兒子，又是朋輩中的「大哥」；其言行會同時受所處的不同系統所影響。
這些錯綜複雜的系統之間不可能沒有衝突，為了避免社會因糾紛得不到恰當的處理而分崩離析，社會必須發展出一套整合矛盾的方式，這就需要有司法制度。
按帕森斯的說法，法治的基礎是先要界定產權。這樣才能避免因爭奪資源而產生無休止的衝突。再者，交易亦需要在產權獲得界定後才能進行。有交易才有市場，才能透過市場機制進行公平競爭，推動經濟發展。
另一方面，社會亦需要為人權下定義，這樣，政府才能在有認受性的情況下組成，才能有效地去處理公眾事務。此外，社會還需要有一套合乎公義的會議程序，以決定如何滙聚眾人的意願。
有了這些基礎之後，社會就可以發展出一整套司法制度，讓成員知所行止，令社會的矛盾不會惡化。
英國人為香港留下的，可不只是一套可以依據的律例，而是一整套法治的理念與司法程序。香港的回歸能進行得相對平穩，與特區政府基本上原封不動地承繼了原有的司法系統有莫大的關係。
回歸後，雖有人危言聳聽，說香港的法治已死，但世人仍公認香港的法治達國際一流水準，而港人亦可以如常在香港生活與做生意，不覺有失去法治的實質威脅。直到佔中運動的出現，香港人才真正感受到失去法治的害處。
佔中運動挑戰的可不只是個別「惡法」，而是侵犯了整個法治的根基——產權、人權與政府的執法權。
佔領區的物業，地契上列明有Right of way，但現在佔領者卻不容停車場的車輛出入。這分明損害了這些物業的產權。現在政府卻無法加以維護；法庭出了禁制令，佔中者卻一樣藐視。這樣發展下去，誰敢在香港置業？
其實，損害產權等同損害人權，因為人權的一項重要內容，就是個人的財產應獲保障。此外，人人都應有追求幸福的權利，但現在佔領區生意難做，怎會不妨礙別人追求幸福？
佔中者把自己的行為說成是公民抗命，但公民抗命只是個人行為在道德上的解釋，用來拒絕遵守某些個人不認同的法令還講得通，但絕不可以借此損害他人的產權與人權。
再者，佔中者現時在爭取的是憲政改革，本應獲社會上絕大多數人贊同才有條件實施，不宜用佔領交通要津的方式去逼其他人就範。如果祭起公民抗命的旗幟就可以欲所欲為，只會天下大亂，令法治失去協調與整合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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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類社會是一個複雜系統，大系統內還有很多次系統，這些系統既獨立，又牽連；既矛盾，又互適；有時互相促進，有時互相制約。正如一個人，既是社會的成員，又是公司的僱員；既是別人的兒子，又是朋輩中的「大哥」；其言行會同時受所處的不同系統所影響。
這些錯綜複雜的系統之間不可能沒有衝突，為了避免社會因糾紛得不到恰當的處理而分崩離析，社會必須發展出一套整合矛盾的方式，這就需要有司法制度。
按帕森斯的說法，法治的基礎是先要界定產權。這樣才能避免因爭奪資源而產生無休止的衝突。再者，交易亦需要在產權獲得界定後才能進行。有交易才有市場，才能透過市場機制進行公平競爭，推動經濟發展。
另一方面，社會亦需要為人權下定義，這樣，政府才能在有認受性的情況下組成，才能有效地去處理公眾事務。此外，社會還需要有一套合乎公義的會議程序，以決定如何滙聚眾人的意願。
有了這些基礎之後，社會就可以發展出一整套司法制度，讓成員知所行止，令社會的矛盾不會惡化。
英國人為香港留下的，可不只是一套可以依據的律例，而是一整套法治的理念與司法程序。香港的回歸能進行得相對平穩，與特區政府基本上原封不動地承繼了原有的司法系統有莫大的關係。
回歸後，雖有人危言聳聽，說香港的法治已死，但世人仍公認香港的法治達國際一流水準，而港人亦可以如常在香港生活與做生意，不覺有失去法治的實質威脅。直到佔中運動的出現，香港人才真正感受到失去法治的害處。
佔中運動挑戰的可不只是個別「惡法」，而是侵犯了整個法治的根基——產權、人權與政府的執法權。
佔領區的物業，地契上列明有Right of way，但現在佔領者卻不容停車場的車輛出入。這分明損害了這些物業的產權。現在政府卻無法加以維護；法庭出了禁制令，佔中者卻一樣藐視。這樣發展下去，誰敢在香港置業？
其實，損害產權等同損害人權，因為人權的一項重要內容，就是個人的財產應獲保障。此外，人人都應有追求幸福的權利，但現在佔領區生意難做，怎會不妨礙別人追求幸福？
佔中者把自己的行為說成是公民抗命，但公民抗命只是個人行為在道德上的解釋，用來拒絕遵守某些個人不認同的法令還講得通，但絕不可以借此損害他人的產權與人權。
再者，佔中者現時在爭取的是憲政改革，本應獲社會上絕大多數人贊同才有條件實施，不宜用佔領交通要津的方式去逼其他人就範。如果祭起公民抗命的旗幟就可以欲所欲為，只會天下大亂，令法治失去協調與整合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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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觀點 - 施永青 回歸後香港欠共同願景
一連幾天，本欄試圖借塔爾科特‧帕森斯的AGIL理論，分析香港回歸後出現的社會系統失調。
昨天我先由Adaptation(適應)的角度，試圖解釋為何回歸後，香港的經濟發展步伐會逐步減慢，原因可能與民間的強烈反共情緒有很大的關係。正是這股情緒，令香港人抗拒與中國融合，無法善用中國的崛起來發展香港的經濟。全世界都搶著做中國生意，但在香港做內地生意，卻常要背上道德包袱，被指為賣港媚共。在這種壓力下，香港的適應環境，善用資源的能力自然下降。
今天，我再由Goal Attainment(達標)的角度，試圖解釋為何社會失去共同願景，沒法有凝聚力。港英年代，殖民地政府成功地讓大多數市民接受了獅子山下同舟共濟的精 神。這類所謂的共濟，其實主要是各自努力，以改善生活質素。殖民地政府並沒有引導市民去追求一個更理想的政治制度，因為市民一旦在政治上有所覺醒，一定不 會接受殖民地統治。所以，他們在社會上營造一種忌談政治的氣氛。當年，大部分香港人都是缺乏政治訴求的經濟動物。
不過，這也難怪香港人，因為當時香港的生產力仍相對落後，大部分人教育水平不高，只能在工廠打工，為口奔馳已耗盡精力，沒有閒心爭取政治上的訴求。當時， 大部分人的目標很簡單，就是「少做工夫，多歎世界」。連大學生也只曉得集中力量搞四仔運動──車仔、屋仔、老婆仔、BB仔。港英政府成功地為香港社會界定 了目標，並為社會成員提供了一個有機會完成目標的環境，所以社會顯得相對穩定。
到英國人知道中國一定會在1997年收回香港後，他不甘心把一個這麼容易管治的香港交還中國，派來了一個不一樣的港督彭定康，引導香港人要作民主訴求，要追求一個公平、公正、公開的社會，讓民主種子有更好的發芽環境。
英國人統治了香港百多年，在英國早有民主後，仍不在香港推行民主，為何突然「轉性」？說穿了就是不甘心放棄這個殖民地。既然中共不肯以主權換治權，那就讓中共嘗嘗治港的滋味。彭定康留下一招，叫中共至今仍窮於應付。這招就是民主抗共。
回歸後，香港民間在生活目標上出現了嚴重的分歧。有人繼續搞個人奮鬥，以改善個人與家庭的經濟狀況為目標；有人則認為應先改革社會制度，引入民主憲政，否則一切個人的奮鬥都沒有保障。佔中後出現的社會分化，基本上就是因為大家想達至的目標不一樣。
社會要有平衡持續的發展，必須讓成員有一個共同的願景，否則社會的力量就無法凝聚，甚至會出現內耗。可惜，回歸後，特區政府在這方面都不太成功。中共在制 訂治港政策時，必須看到兩個基本事實：(i)香港人的教育水平已提高，會有較強的自我意識；(ii)現時社會提供的個人奮鬥空間已愈來愈小，很難期望年輕 人繼續迷頭迷腦搞「四仔運動」，而不作政治上的訴求。正確的做法是為香港描繪一個大多數人都願意去努力的願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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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我先由Adaptation(適應)的角度，試圖解釋為何回歸後，香港的經濟發展步伐會逐步減慢，原因可能與民間的強烈反共情緒有很大的關係。正是這股情緒，令香港人抗拒與中國融合，無法善用中國的崛起來發展香港的經濟。全世界都搶著做中國生意，但在香港做內地生意，卻常要背上道德包袱，被指為賣港媚共。在這種壓力下，香港的適應環境，善用資源的能力自然下降。
今天，我再由Goal Attainment(達標)的角度，試圖解釋為何社會失去共同願景，沒法有凝聚力。港英年代，殖民地政府成功地讓大多數市民接受了獅子山下同舟共濟的精 神。這類所謂的共濟，其實主要是各自努力，以改善生活質素。殖民地政府並沒有引導市民去追求一個更理想的政治制度，因為市民一旦在政治上有所覺醒，一定不 會接受殖民地統治。所以，他們在社會上營造一種忌談政治的氣氛。當年，大部分香港人都是缺乏政治訴求的經濟動物。
不過，這也難怪香港人，因為當時香港的生產力仍相對落後，大部分人教育水平不高，只能在工廠打工，為口奔馳已耗盡精力，沒有閒心爭取政治上的訴求。當時， 大部分人的目標很簡單，就是「少做工夫，多歎世界」。連大學生也只曉得集中力量搞四仔運動──車仔、屋仔、老婆仔、BB仔。港英政府成功地為香港社會界定 了目標，並為社會成員提供了一個有機會完成目標的環境，所以社會顯得相對穩定。
到英國人知道中國一定會在1997年收回香港後，他不甘心把一個這麼容易管治的香港交還中國，派來了一個不一樣的港督彭定康，引導香港人要作民主訴求，要追求一個公平、公正、公開的社會，讓民主種子有更好的發芽環境。
英國人統治了香港百多年，在英國早有民主後，仍不在香港推行民主，為何突然「轉性」？說穿了就是不甘心放棄這個殖民地。既然中共不肯以主權換治權，那就讓中共嘗嘗治港的滋味。彭定康留下一招，叫中共至今仍窮於應付。這招就是民主抗共。
回歸後，香港民間在生活目標上出現了嚴重的分歧。有人繼續搞個人奮鬥，以改善個人與家庭的經濟狀況為目標；有人則認為應先改革社會制度，引入民主憲政，否則一切個人的奮鬥都沒有保障。佔中後出現的社會分化，基本上就是因為大家想達至的目標不一樣。
社會要有平衡持續的發展，必須讓成員有一個共同的願景，否則社會的力量就無法凝聚，甚至會出現內耗。可惜，回歸後，特區政府在這方面都不太成功。中共在制 訂治港政策時，必須看到兩個基本事實：(i)香港人的教育水平已提高，會有較強的自我意識；(ii)現時社會提供的個人奮鬥空間已愈來愈小，很難期望年輕 人繼續迷頭迷腦搞「四仔運動」，而不作政治上的訴求。正確的做法是為香港描繪一個大多數人都願意去努力的願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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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觀點 - 施永青 回歸後香港未能適應
昨文介紹塔爾科特．帕森斯的社會結構功能範式——AGIL︰adaptation(適應)、Goal Attainment(達標)、Integration(整合)、Latency(維式)；由於篇幅關係，只籠統地接觸一下，今後會逐一結合香港的情況加以闡述。
回歸後，香港社會明顯出現不適應的情況，原因與上述四大功能的失調有密切的關係，今天先談經濟發展方面的情況。
帕森斯認為︰一個社會要長期生存並保持平衡，必須能在經濟發展上適應環境的變遷，善於利用周邊的資源，為社會的成員提供所需的商品與服務。
香港人向來以適應能力強而聞名，但回歸後卻適應能力大減，甚至有抗拒適應的跡象。原因是今次主權回歸，基本上是由外力造成的，而港人自發的內因不足，強摘的瓜不會甜。
香港人很多都是從內地來的難民，他們為了逃避中共政權才來到香港，怎會歡迎再度納入中共的管治。鄧小平深知港人的這種心態，才在策略上作出退卻，容許香港先行一國兩制，試圖平息香港人的抗拒情緒。
回歸後，中共容許香港可以繼續行資本主義，私有產權亦受到法律的保障，所以民心基本上得以穩定下來。急於移民的人漸少，已移民的亦逐漸重回香港生活。然 而，香港人心中的憂慮——中共最終會以他們的一套治港，總是沒法放得下。社會上總有批人，以疑共、恐共、仇共的心態，對待中央政府與特區政府的政策；一些 專與政府對着幹的言行，常被輿論視作有助於維護港人原有的生活方式與傳統價值。這種強烈的抗拒情緒，嚴重影響了港人客觀地觀察環境的能力，對時空轉變的適 應能力因而下降。
改革開放後，中國的製造業發展神速，香港的製造業沒有條件與內地競爭，只好轉而發展服務業，主要是金融服務與專業服務，而服務的對象亦由歐美國家變成中國大陸。然而，香港就有一些人對這種轉變感到不舒服，甚至有所抗拒。
他們不想香港的上市公司中大陸公司愈來愈多；不想香港的金融政策遷就內地的需要。他們甚至認為應該恢復製造業，以減少對金融業的依賴。
他們怕內地人來港購物多了，商舖會不願做港人生意；港人不但買不到樓，連奶粉也買不到。他們認為做大陸生意的人會賣港媚共。不可信賴。
他們反對建高鐵，反對新界東北發展，反對機場擴建，原因都是因為擔心政府在配合大陸的需要，而非港人的需要。
然而，香港的服務業要發展，怎能不去配合內地的需要？其他國家都搶着想做大陸生意。香港卻因抗共情緒而沒法利用自己的有利環境。這樣發展下去，香港社會的適應能力會下降，經濟增長能力會下降，年輕人向上流動的機會亦會減少，他們將很容易就成了反建制力量的生力軍。
原文連結
回歸後，香港社會明顯出現不適應的情況，原因與上述四大功能的失調有密切的關係，今天先談經濟發展方面的情況。
帕森斯認為︰一個社會要長期生存並保持平衡，必須能在經濟發展上適應環境的變遷，善於利用周邊的資源，為社會的成員提供所需的商品與服務。
香港人向來以適應能力強而聞名，但回歸後卻適應能力大減，甚至有抗拒適應的跡象。原因是今次主權回歸，基本上是由外力造成的，而港人自發的內因不足，強摘的瓜不會甜。
香港人很多都是從內地來的難民，他們為了逃避中共政權才來到香港，怎會歡迎再度納入中共的管治。鄧小平深知港人的這種心態，才在策略上作出退卻，容許香港先行一國兩制，試圖平息香港人的抗拒情緒。
回歸後，中共容許香港可以繼續行資本主義，私有產權亦受到法律的保障，所以民心基本上得以穩定下來。急於移民的人漸少，已移民的亦逐漸重回香港生活。然 而，香港人心中的憂慮——中共最終會以他們的一套治港，總是沒法放得下。社會上總有批人，以疑共、恐共、仇共的心態，對待中央政府與特區政府的政策；一些 專與政府對着幹的言行，常被輿論視作有助於維護港人原有的生活方式與傳統價值。這種強烈的抗拒情緒，嚴重影響了港人客觀地觀察環境的能力，對時空轉變的適 應能力因而下降。
改革開放後，中國的製造業發展神速，香港的製造業沒有條件與內地競爭，只好轉而發展服務業，主要是金融服務與專業服務，而服務的對象亦由歐美國家變成中國大陸。然而，香港就有一些人對這種轉變感到不舒服，甚至有所抗拒。
他們不想香港的上市公司中大陸公司愈來愈多；不想香港的金融政策遷就內地的需要。他們甚至認為應該恢復製造業，以減少對金融業的依賴。
他們怕內地人來港購物多了，商舖會不願做港人生意；港人不但買不到樓，連奶粉也買不到。他們認為做大陸生意的人會賣港媚共。不可信賴。
他們反對建高鐵，反對新界東北發展，反對機場擴建，原因都是因為擔心政府在配合大陸的需要，而非港人的需要。
然而，香港的服務業要發展，怎能不去配合內地的需要？其他國家都搶着想做大陸生意。香港卻因抗共情緒而沒法利用自己的有利環境。這樣發展下去，香港社會的適應能力會下降，經濟增長能力會下降，年輕人向上流動的機會亦會減少，他們將很容易就成了反建制力量的生力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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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觀點 - 施永青 從社會系統論看回歸
施先生一連寫了幾編從社會系統論看回歸，個人覺得甚有參考價值
中國收回香港的主權後，在香港推行一國兩制。如果中國政府肯實事求是的話，不難看到，這個嘗試並不算完全成功。
基本法是一套全新的憲制，要把它加諸香港社會之上，無可避免是有難度的。歷史上，一個社會要推行新憲制，要麼靠武力壓服，要麼靠逐步演變。
英皇制誥能在香港落實，先得靠炮艦從清廷手上奪取香港的主權與治權，繼而用殺頭的方法鎮壓香港原居民的反抗，其後還得不斷調整以適應香港的特殊環境。但基 本法的推行，既沒經過法國革命或美國獨立式的暴力強行；亦沒法透過普通法的方式逐步修訂，以致問題層出不窮，佔中只是其中一個例子。
擺在中國政府面前只有兩種選擇，一是武力鎮壓，繼續在香港強推基本法，另一是因應回歸以來出現的新情況，對基本法進行修訂。從中國政府的行為去觀察，他們 選擇前者的機會正在增加。然而，從社會系統論的角度來看，單是靠武力鎮壓，只能收一時之效；一個社會要有平衡穩定的發展，還得看其他四大功能可否順暢發 揮。社會學家塔爾科斯．帕森斯(Talcott Parsons)稱這四大功能為AGIL─Adaptation, Goal Attainment, Integration and Latency。
帕森斯早期讀生物學，他把社會也視作為生命體，是一個複雜性的互適系統，大系統內又有很多既獨立又互相牽連的次系統及次次系統，形成一個多維的系統網絡 (cybernetic)。這些網絡的結構可產生上述的四大功能。一是適應功能(Adaptation)，二是達標功能(Goal Attainment)，三是整合功能(Integration)，四是維式功能(Latency)。可惜，回歸後這四大功能都未算發揮得很好。
從Adaptation的角度去看，香港既然已回歸中國，香港社會應設法適應這個新處境。但香港有相當一部分人卻沒法調整自己的抗共情緒，傾向對一國兩制 採取不合作的態度，令社會上存在著一股很大的反建制力量。正是這股力量令香港更加難以適應自己的新處境。帕森斯認為社會的適應力對經濟發展影響至大，香港 近年的競爭力已輸給新加坡，與此很有關係。
從Goal Attainment的角度去看，香港人以前崇尚個人奮鬥，人生不外是搵錢、買樓、結婚、生子，肯努力不難達標；現在有愈來愈多的人，把精力放在社會改革上，那就很難取得滿意結果，社會上的怨氣因而大增，不容易穩定下來。
從Integration的角度來看，司法制度是整合社會內部矛盾的最有效工具，香港在這方面一向做得很好；雖然不時有人危言聳聽，說香港的法治已死，但實質上遠未有這麼嚴重。到今次佔中，香港的法治才真的受到挑戰，但這只是一時現象。法治仍是香港穩定的主要基石。
從Latency的角度而言，帕森斯把它視作是一種潛在的文化力量，它是維護社會模式的主要力量，是一個社會的軟件。很明顯這副英國人留下的軟件，對一國兩制不但不能起協調作用，甚至可令矛盾激化，令基本法更難在香港推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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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收回香港的主權後，在香港推行一國兩制。如果中國政府肯實事求是的話，不難看到，這個嘗試並不算完全成功。
基本法是一套全新的憲制，要把它加諸香港社會之上，無可避免是有難度的。歷史上，一個社會要推行新憲制，要麼靠武力壓服，要麼靠逐步演變。
英皇制誥能在香港落實，先得靠炮艦從清廷手上奪取香港的主權與治權，繼而用殺頭的方法鎮壓香港原居民的反抗，其後還得不斷調整以適應香港的特殊環境。但基 本法的推行，既沒經過法國革命或美國獨立式的暴力強行；亦沒法透過普通法的方式逐步修訂，以致問題層出不窮，佔中只是其中一個例子。
擺在中國政府面前只有兩種選擇，一是武力鎮壓，繼續在香港強推基本法，另一是因應回歸以來出現的新情況，對基本法進行修訂。從中國政府的行為去觀察，他們 選擇前者的機會正在增加。然而，從社會系統論的角度來看，單是靠武力鎮壓，只能收一時之效；一個社會要有平衡穩定的發展，還得看其他四大功能可否順暢發 揮。社會學家塔爾科斯．帕森斯(Talcott Parsons)稱這四大功能為AGIL─Adaptation, Goal Attainment, Integration and Latency。
帕森斯早期讀生物學，他把社會也視作為生命體，是一個複雜性的互適系統，大系統內又有很多既獨立又互相牽連的次系統及次次系統，形成一個多維的系統網絡 (cybernetic)。這些網絡的結構可產生上述的四大功能。一是適應功能(Adaptation)，二是達標功能(Goal Attainment)，三是整合功能(Integration)，四是維式功能(Latency)。可惜，回歸後這四大功能都未算發揮得很好。
從Adaptation的角度去看，香港既然已回歸中國，香港社會應設法適應這個新處境。但香港有相當一部分人卻沒法調整自己的抗共情緒，傾向對一國兩制 採取不合作的態度，令社會上存在著一股很大的反建制力量。正是這股力量令香港更加難以適應自己的新處境。帕森斯認為社會的適應力對經濟發展影響至大，香港 近年的競爭力已輸給新加坡，與此很有關係。
從Goal Attainment的角度去看，香港人以前崇尚個人奮鬥，人生不外是搵錢、買樓、結婚、生子，肯努力不難達標；現在有愈來愈多的人，把精力放在社會改革上，那就很難取得滿意結果，社會上的怨氣因而大增，不容易穩定下來。
從Integration的角度來看，司法制度是整合社會內部矛盾的最有效工具，香港在這方面一向做得很好；雖然不時有人危言聳聽，說香港的法治已死，但實質上遠未有這麼嚴重。到今次佔中，香港的法治才真的受到挑戰，但這只是一時現象。法治仍是香港穩定的主要基石。
從Latency的角度而言，帕森斯把它視作是一種潛在的文化力量，它是維護社會模式的主要力量，是一個社會的軟件。很明顯這副英國人留下的軟件，對一國兩制不但不能起協調作用，甚至可令矛盾激化，令基本法更難在香港推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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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二, 9月 16, 2014
全面落後的香港
今天看報，新加坡政府宣佈國民家庭收入的統計，家庭每月收入中位數是7,030新加坡元（約43,104港元），月入超過2萬新加坡元的家庭也高達10%。翻一吓香港的數字，香港住戶月入中位數只有2.2萬，可以看到香港已被新加坡拋離。
網上看到有人說不滿香港政治未來要移居新加坡，但其實新加坡一向都不是較香港自由，而且常有說新加坡政府的社區及工商施政都會傾向親政府社區及陣營，現在香港政府某些給人非議的行為也可能是學自新加坡；所以那些說想移民新加坡的人，口說是不滿香港政治，但下意識可能只是不滿香港的社會吵鬧，而想逃到相對安定又有發展錢途的地方。(我就聽過有人口說不滿香港沒有真特首選舉，而要移民番大陸的人。)
網上看到有人說不滿香港政治未來要移居新加坡，但其實新加坡一向都不是較香港自由，而且常有說新加坡政府的社區及工商施政都會傾向親政府社區及陣營，現在香港政府某些給人非議的行為也可能是學自新加坡；所以那些說想移民新加坡的人，口說是不滿香港政治，但下意識可能只是不滿香港的社會吵鬧，而想逃到相對安定又有發展錢途的地方。(我就聽過有人口說不滿香港沒有真特首選舉，而要移民番大陸的人。)
星期三, 6月 11, 2014
6.22小眾圖規限大眾 (C觀點)
十分同意施生所說的，這班人一直不是要商討或要取得社會共識，而只不過是想假借人民之名去對推行自己的早己設定的方案或圖謀...
6.22小眾圖規限大眾 (C觀點)
有社會領袖呼籲市民於6月22日積極參與由佔中分子搞的電子公投。然而，他們給市民的選項卻十分狹窄。三種特首候選人的產生模式都包含公民提名的內容。結果是無論市民怎樣選，都會有公民提名。結論早已被設定。
究竟這三個局限市民選擇的方案是怎樣產生的呢？原來一點都不符合程序公義，而且其手段正正與他們爭取公民提名的目的相反。那就使人懷疑，他們鼓吹公民提名，究竟是基於自己篤信的理念，還是只是為了扮演反對派的角色。
倡議公民提名的出發點很簡單，就是要讓普通市民也有參與提名特首候選人的機會。其精神是公民參與。但偏偏今次6.22公投提供市民的選項卻是由少數人搞出 來的。這三個選項是由佔中分子在他們自己搞的商討日活動中選出來的，只有那些肯簽名決志會積極投入佔中活動的人，才有資格為市民預先挑選合適的特首候選人 產生方案，供市民在6.22進行公投。結果，符合資格並作出投票的人只有2,565人。其代表性比提名委員會還有所不如。
商討日的概念，源於美國政治學者布魯斯．阿克曼與詹姆斯．費什金。他們原先的理念，並
不是搞自己友的小圈子商討。而是想按社會成分的恰當比例，抽樣找公眾 參與商討；以讓社會大眾透過商討，對一些社會議題有更深刻的認識，並可作出理性的表態。但今次佔中分子的商討日卻虛有其名，實質上是企圖把少數人的意願， 強加於大眾頭上。
他們讓2,565人從十五個方案中，挑選出三個，硬要全體市民從中作出選擇，這不是他們自己最反對的做法嗎？怎可以由少數人先作篩選，然後規限市民必須任擇其一呢？他們這樣的手段，還堪稱自己為民主人士嗎？他們是企圖主宰人民的選擇！
搞公投的目的，是要了解人民的意願，而不是左右人民的意願。但這次6.22公投的搞手，不但規限人民的選擇，還公然叫市民不要投白票。這就變成搞手也去引 導市民如何投票。使人覺得，搞今次公投的主要目的，就是要為公民提名造勢，令公民提名變成「多數」香港人都支持的方案。他們甚至想引導香港人誤以為：公民 提名是民主選舉的最重要內容，沒有公民提名，就連一人一票選特首也可以不要。現實是很多國家都沒有公民提名，硬要把公民提名與一人一票捆綁在一起，只會妨 礙民主憲制的建立。
並非所有民主國家都接受公投(美國在聯邦政府層面就不認同)，但接受的國家對公投的投票率都有較高的要求，認為起碼要有50%的投票率才可以令公投有效。 但今次6.22公投的搞手，卻認為只要有10萬人以上投票，結果就可以接受。全港有約600萬市民可以參加6.22公投，10萬人連2%都不夠，這樣低的 投票率，他們竟想強要市民接受，他們是否有點過分了？
6.22小眾圖規限大眾 (C觀點)
有社會領袖呼籲市民於6月22日積極參與由佔中分子搞的電子公投。然而，他們給市民的選項卻十分狹窄。三種特首候選人的產生模式都包含公民提名的內容。結果是無論市民怎樣選，都會有公民提名。結論早已被設定。
究竟這三個局限市民選擇的方案是怎樣產生的呢？原來一點都不符合程序公義，而且其手段正正與他們爭取公民提名的目的相反。那就使人懷疑，他們鼓吹公民提名，究竟是基於自己篤信的理念，還是只是為了扮演反對派的角色。
倡議公民提名的出發點很簡單，就是要讓普通市民也有參與提名特首候選人的機會。其精神是公民參與。但偏偏今次6.22公投提供市民的選項卻是由少數人搞出 來的。這三個選項是由佔中分子在他們自己搞的商討日活動中選出來的，只有那些肯簽名決志會積極投入佔中活動的人，才有資格為市民預先挑選合適的特首候選人 產生方案，供市民在6.22進行公投。結果，符合資格並作出投票的人只有2,565人。其代表性比提名委員會還有所不如。
商討日的概念，源於美國政治學者布魯斯．阿克曼與詹姆斯．費什金。他們原先的理念，並
不是搞自己友的小圈子商討。而是想按社會成分的恰當比例，抽樣找公眾 參與商討；以讓社會大眾透過商討，對一些社會議題有更深刻的認識，並可作出理性的表態。但今次佔中分子的商討日卻虛有其名，實質上是企圖把少數人的意願， 強加於大眾頭上。
他們讓2,565人從十五個方案中，挑選出三個，硬要全體市民從中作出選擇，這不是他們自己最反對的做法嗎？怎可以由少數人先作篩選，然後規限市民必須任擇其一呢？他們這樣的手段，還堪稱自己為民主人士嗎？他們是企圖主宰人民的選擇！
搞公投的目的，是要了解人民的意願，而不是左右人民的意願。但這次6.22公投的搞手，不但規限人民的選擇，還公然叫市民不要投白票。這就變成搞手也去引 導市民如何投票。使人覺得，搞今次公投的主要目的，就是要為公民提名造勢，令公民提名變成「多數」香港人都支持的方案。他們甚至想引導香港人誤以為：公民 提名是民主選舉的最重要內容，沒有公民提名，就連一人一票選特首也可以不要。現實是很多國家都沒有公民提名，硬要把公民提名與一人一票捆綁在一起，只會妨 礙民主憲制的建立。
並非所有民主國家都接受公投(美國在聯邦政府層面就不認同)，但接受的國家對公投的投票率都有較高的要求，認為起碼要有50%的投票率才可以令公投有效。 但今次6.22公投的搞手，卻認為只要有10萬人以上投票，結果就可以接受。全港有約600萬市民可以參加6.22公投，10萬人連2%都不夠，這樣低的 投票率，他們竟想強要市民接受，他們是否有點過分了？
星期四, 5月 30, 2013
當每樣美好的東西都待價而沽 (轉貼)
這文列舉市場(或錢)不是萬能的例證
當每樣美好的東西都待價而沽 ／蔡子強
【明報專訊】這個周末，著名無肢人Nick Vujicic將來到香港，與港人分享他對信仰和生命的看法，宣傳海報在很多港鐵站都看得到，這讓我想起約一個月前的一單新聞。
一間本地教會原本擬邀請Nick Vujicic擔任嘉賓，出席佈道會及籌款晚宴。宣傳海報中標明，晚宴中分為「和平」及「喜樂」兩種筵席，分別盛惠1萬元和1.5萬元；如果願意另外奉獻1萬元，更可得享跟Nick Vujicic同桌進餐的機會。
事件引發一場小風波。這間教會被外界批評把Nick Vujicic當作商品，在佈道會中聆聽福音原本是一種「無價的恩典」，如今卻變成「貴價的恩典」。結果，Nick Vujicic在得悉情後，親自決定取消出席該活動。事後，該教會會牧在網頁承認做法不適當，就事件深切反省，並鄭重致歉。
撇開意氣爭拗，以及情緒化指摘，這件事其實可以引發我們思考一個問題，一個在今天社會中變得愈來愈重要的問題，那就是 ——是否什麼東西都可以拿來待價而沽？
前幾個星期，本欄在討論葵青貨櫃碼頭工潮那一篇文章〈自願即公義﹖——市場經濟的迷思〉中，提到哈佛大學教授桑德爾（Michael Sandel）所著的一本書，《Justice: What's the Right Thing to Do?》（中譯本《正義》），今次再談談這位被《華盛頓郵報》形容為「全美最知名的大學教授」，他另一本再接再厲之近作，《What Money Can't Buy: the Moral Limits of Markets》（中譯本《錢買不到的東西》）。
「無形之手」正愈伸愈長
在這本書裏，桑德爾舉了很多日常生活中的有趣例子，指出在今天資本主義社會裏，市場化正日益加深，市場的邏輯正走出生產和經濟的範圍，進一步入侵我們生活的每一個角落，更在那些原本非經濟的領域裏，慢慢擠走情感、道德、公義等思維和考慮。例如經濟學家主張大家不要送禮物，乾脆折現送現金；又或者只要付錢的話就可以優先插隊，改變過往先到先得的原則；開放血液甚至器官市場，讓血液和器官可以自由買賣；以至名校入學權、代母、監獄囚室升級、碳排放的權利等等都可以出售，用錢買到。
但桑德爾卻在書中同時指出，當提供金錢誘因時，有時反而會導致反效果，那不是鼓勵一些美好的事物和行為更多的出現，反而是減少了出現。以下舉幾個例子：
市場誘因適得其反的例子
例如在以色列，有學者作過實驗，在發動學童逐家逐戶上門勸捐的慈善募捐日，他們將學童分為三組，第一組在學童出發前，以價值和理想來激勵：第二及第三組則另外再加上獎金，分別是募得金額的1%和10%，獎金並不會從捐款中扣除，而來自另一個來源。大家認為哪一組學生募得的錢最多？
用港男港女的典型思維邏輯，「有錢使得鬼推磨」，當然是第三組。答案是——這樣大家便估錯！反而是無獎金那一組募得最多，比獲得1%獎金的那一組多出55%﹗比10%獎金的那一組多出9%。為何如此呢﹖桑德爾說最可能的原因，就是提供金錢誘因改變了本來是一件好事的性質，令到重點不再是履行高尚的公民義務，反而變成了庸俗的賺取佣金行為，讓學童的道德動力大大遭到削弱。
同一批學者又做過另一個相關實驗，今次與託兒有關，那是對遲接孩子的父母處以罰款。但結果卻一樣是讓情變得更差，遲接孩子的數字幾乎倍增﹗因為部分家長把這種罰款視為一種附加費用，既已付款，也就兩不虧欠，連內疚感都沒了，也就心安理得的遲接孩子。更糟的是，當託兒所取消罰款制度之後，有關數字仍居高不下。桑德爾遂作結，一旦以錢作為手段侵蝕了原先的道德責任，原先的責任感是很難重振的。
作者反對把市場的邏輯，引入日常生活其他原本非經濟的領域，把我們珍惜的很多事物，都變作可以用錢買賣，論點主要有兩個，第一點有關平等，第二點有關腐化。
有沒有錢，愈來愈成了天壤雲泥
先談第一點「平等」。作者說：
「在一個每樣東西都可以買賣的社會裏，所得微薄者的日子會比較難過。當錢可以買得到的東西愈多，富裕（或貧窮）與否就變得更要緊……如果富裕的唯一優勢是有能力購買遊艇、跑車、奢華假期，那麼所得和財富的不平等就沒那麼要緊。但是當金錢可以買到的東西愈來愈多——政治影響力、良好的醫療服務、位於安全而不是犯罪率居高不下住宅區的家、進入精英名校而非爛校的管道——那麼所得和財富的分配就愈顯重要了。當每樣好東西都待價而沽，有沒有錢，就有了天壤之別……所有東西商品化拿來買賣的結果，使得金錢變得更加重要，也加深了不平等所造成的痛苦。」（見此書中文版，頁25-26）
當美好事物標上價格，便可能導致腐化
再談第二點「腐化」。作者說市場具有侵蝕性傾向：
「把生命中各種美好的事物標上價格，有可能導致其腐化……當小朋友閱讀就付錢給他們，這或許會促使他們閱讀更多的書，但也會因此教他們把閱讀視為一樁差事，而不是內在滿足的來源……市場凡走過必留下痕，而且有時候，市場價值會排擠掉值得我們關注的非市場價值……生命中某些美好的事物，一旦被轉化為商品，就會淪於腐化或墮落。」（頁26-27）
其實前面談到有關「學童募捐」和「託兒所罰款」的兩個例子，就是用來說明一旦引入「用錢解決」後，如何會把公民精神和責任心一併摧掉的最佳例子。
當教宗主持的彌撒被拿來炒黃牛
書中又提到另一例子：當時任教宗本篤十六世首次訪問美國時，他在華盛頓及紐約主持的大型彌撒一票難求，結果黃牛票炒到200美元，教會的行政人員出面譴責，因為他們認為參與宗教儀式的機會，不應拿來買賣。
當讀到這個例子後，我想起前述本地教會的例子。兩個例子當然有很多不同的地方，不能直接相比，但書中的兩大觀點，仍值得大家在事件中反思：
第一有關「公平」：今天在香港，有沒有錢，已經會讓人天壤雲泥，如今是否連窮人聆聽福音、分享恩典的機會也要被剝奪走？這對窮人又是否公平呢？
第二有關「變質」：Nick Vujicic原本要宣揚的，是以信仰戰勝逆境，以鬥志克服困難的福音，他風塵僕僕的到世界各地，是要以自身經歷鼓舞他人，但一旦變成要花貴價才能有得入場分享，那麼還能否鼓舞到那些真的身處逆境之弱勢社群，真的有需要聽到這些鼓勵說話的人，還是招徠了一些花得起錢而又順風順水的人，錦上添花，這會否讓整件事變質？這會否根本是自相矛盾？我們不介意別人花大錢吃山珍海錯，買遊艇名車，因為這些本來就不是生命中值得珍而重之的東西，但一旦宗教恩典、福音、生命鬥志，也要花大錢才能分享到，那還是否這些事物的本質呢？
當然，事情已經告一段落，該會牧亦坦然承認，將佈道活動和擴堂籌款連結一起並不適當，使聚會的性質和焦點混淆，而釐定晚宴門票價格時出現等級化，被質疑偏向商業化，這都是誠懇反省的表現。我在這裏重提舊事，不是要「賊過興兵」，而是希望藉這個機會引發大家思考桑德爾所提出的課題，尤其是類似的問題，如今在香港也愈來愈普遍。
小心香港變成一切都可待價而沽
今天，家在香港，我們環顧四周，慢慢發現：
‧大學校園裏，不單止是宿舍、教學大樓，以至每間課室，甚至整個醫學院都以富商姓名來命名；
‧愈來愈多中學變作直資學校，讓家境清貧的學子因不能負擔高昂學費而被拒諸門外；
‧有錢人可以投票選特首，而你我升斗小民卻無權無票；
所以，書中所討論的問題，再不是發生在遠隔重洋歐美國家裏，我們沒有切膚之痛的事情，而是大家不能再隔岸觀火，需要自我反思的問題。亦因此，我向讀者鄭重推介桑德爾的這本書，《錢買不到的東西》。
蔡子強
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高級講師
原文連結
當每樣美好的東西都待價而沽 ／蔡子強
【明報專訊】這個周末，著名無肢人Nick Vujicic將來到香港，與港人分享他對信仰和生命的看法，宣傳海報在很多港鐵站都看得到，這讓我想起約一個月前的一單新聞。
一間本地教會原本擬邀請Nick Vujicic擔任嘉賓，出席佈道會及籌款晚宴。宣傳海報中標明，晚宴中分為「和平」及「喜樂」兩種筵席，分別盛惠1萬元和1.5萬元；如果願意另外奉獻1萬元，更可得享跟Nick Vujicic同桌進餐的機會。
事件引發一場小風波。這間教會被外界批評把Nick Vujicic當作商品，在佈道會中聆聽福音原本是一種「無價的恩典」，如今卻變成「貴價的恩典」。結果，Nick Vujicic在得悉情後，親自決定取消出席該活動。事後，該教會會牧在網頁承認做法不適當，就事件深切反省，並鄭重致歉。
撇開意氣爭拗，以及情緒化指摘，這件事其實可以引發我們思考一個問題，一個在今天社會中變得愈來愈重要的問題，那就是 ——是否什麼東西都可以拿來待價而沽？
前幾個星期，本欄在討論葵青貨櫃碼頭工潮那一篇文章〈自願即公義﹖——市場經濟的迷思〉中，提到哈佛大學教授桑德爾（Michael Sandel）所著的一本書，《Justice: What's the Right Thing to Do?》（中譯本《正義》），今次再談談這位被《華盛頓郵報》形容為「全美最知名的大學教授」，他另一本再接再厲之近作，《What Money Can't Buy: the Moral Limits of Markets》（中譯本《錢買不到的東西》）。
「無形之手」正愈伸愈長
在這本書裏，桑德爾舉了很多日常生活中的有趣例子，指出在今天資本主義社會裏，市場化正日益加深，市場的邏輯正走出生產和經濟的範圍，進一步入侵我們生活的每一個角落，更在那些原本非經濟的領域裏，慢慢擠走情感、道德、公義等思維和考慮。例如經濟學家主張大家不要送禮物，乾脆折現送現金；又或者只要付錢的話就可以優先插隊，改變過往先到先得的原則；開放血液甚至器官市場，讓血液和器官可以自由買賣；以至名校入學權、代母、監獄囚室升級、碳排放的權利等等都可以出售，用錢買到。
但桑德爾卻在書中同時指出，當提供金錢誘因時，有時反而會導致反效果，那不是鼓勵一些美好的事物和行為更多的出現，反而是減少了出現。以下舉幾個例子：
市場誘因適得其反的例子
例如在以色列，有學者作過實驗，在發動學童逐家逐戶上門勸捐的慈善募捐日，他們將學童分為三組，第一組在學童出發前，以價值和理想來激勵：第二及第三組則另外再加上獎金，分別是募得金額的1%和10%，獎金並不會從捐款中扣除，而來自另一個來源。大家認為哪一組學生募得的錢最多？
用港男港女的典型思維邏輯，「有錢使得鬼推磨」，當然是第三組。答案是——這樣大家便估錯！反而是無獎金那一組募得最多，比獲得1%獎金的那一組多出55%﹗比10%獎金的那一組多出9%。為何如此呢﹖桑德爾說最可能的原因，就是提供金錢誘因改變了本來是一件好事的性質，令到重點不再是履行高尚的公民義務，反而變成了庸俗的賺取佣金行為，讓學童的道德動力大大遭到削弱。
同一批學者又做過另一個相關實驗，今次與託兒有關，那是對遲接孩子的父母處以罰款。但結果卻一樣是讓情變得更差，遲接孩子的數字幾乎倍增﹗因為部分家長把這種罰款視為一種附加費用，既已付款，也就兩不虧欠，連內疚感都沒了，也就心安理得的遲接孩子。更糟的是，當託兒所取消罰款制度之後，有關數字仍居高不下。桑德爾遂作結，一旦以錢作為手段侵蝕了原先的道德責任，原先的責任感是很難重振的。
作者反對把市場的邏輯，引入日常生活其他原本非經濟的領域，把我們珍惜的很多事物，都變作可以用錢買賣，論點主要有兩個，第一點有關平等，第二點有關腐化。
有沒有錢，愈來愈成了天壤雲泥
先談第一點「平等」。作者說：
「在一個每樣東西都可以買賣的社會裏，所得微薄者的日子會比較難過。當錢可以買得到的東西愈多，富裕（或貧窮）與否就變得更要緊……如果富裕的唯一優勢是有能力購買遊艇、跑車、奢華假期，那麼所得和財富的不平等就沒那麼要緊。但是當金錢可以買到的東西愈來愈多——政治影響力、良好的醫療服務、位於安全而不是犯罪率居高不下住宅區的家、進入精英名校而非爛校的管道——那麼所得和財富的分配就愈顯重要了。當每樣好東西都待價而沽，有沒有錢，就有了天壤之別……所有東西商品化拿來買賣的結果，使得金錢變得更加重要，也加深了不平等所造成的痛苦。」（見此書中文版，頁25-26）
當美好事物標上價格，便可能導致腐化
再談第二點「腐化」。作者說市場具有侵蝕性傾向：
「把生命中各種美好的事物標上價格，有可能導致其腐化……當小朋友閱讀就付錢給他們，這或許會促使他們閱讀更多的書，但也會因此教他們把閱讀視為一樁差事，而不是內在滿足的來源……市場凡走過必留下痕，而且有時候，市場價值會排擠掉值得我們關注的非市場價值……生命中某些美好的事物，一旦被轉化為商品，就會淪於腐化或墮落。」（頁26-27）
其實前面談到有關「學童募捐」和「託兒所罰款」的兩個例子，就是用來說明一旦引入「用錢解決」後，如何會把公民精神和責任心一併摧掉的最佳例子。
當教宗主持的彌撒被拿來炒黃牛
書中又提到另一例子：當時任教宗本篤十六世首次訪問美國時，他在華盛頓及紐約主持的大型彌撒一票難求，結果黃牛票炒到200美元，教會的行政人員出面譴責，因為他們認為參與宗教儀式的機會，不應拿來買賣。
當讀到這個例子後，我想起前述本地教會的例子。兩個例子當然有很多不同的地方，不能直接相比，但書中的兩大觀點，仍值得大家在事件中反思：
第一有關「公平」：今天在香港，有沒有錢，已經會讓人天壤雲泥，如今是否連窮人聆聽福音、分享恩典的機會也要被剝奪走？這對窮人又是否公平呢？
第二有關「變質」：Nick Vujicic原本要宣揚的，是以信仰戰勝逆境，以鬥志克服困難的福音，他風塵僕僕的到世界各地，是要以自身經歷鼓舞他人，但一旦變成要花貴價才能有得入場分享，那麼還能否鼓舞到那些真的身處逆境之弱勢社群，真的有需要聽到這些鼓勵說話的人，還是招徠了一些花得起錢而又順風順水的人，錦上添花，這會否讓整件事變質？這會否根本是自相矛盾？我們不介意別人花大錢吃山珍海錯，買遊艇名車，因為這些本來就不是生命中值得珍而重之的東西，但一旦宗教恩典、福音、生命鬥志，也要花大錢才能分享到，那還是否這些事物的本質呢？
當然，事情已經告一段落，該會牧亦坦然承認，將佈道活動和擴堂籌款連結一起並不適當，使聚會的性質和焦點混淆，而釐定晚宴門票價格時出現等級化，被質疑偏向商業化，這都是誠懇反省的表現。我在這裏重提舊事，不是要「賊過興兵」，而是希望藉這個機會引發大家思考桑德爾所提出的課題，尤其是類似的問題，如今在香港也愈來愈普遍。
小心香港變成一切都可待價而沽
今天，家在香港，我們環顧四周，慢慢發現：
‧大學校園裏，不單止是宿舍、教學大樓，以至每間課室，甚至整個醫學院都以富商姓名來命名；
‧愈來愈多中學變作直資學校，讓家境清貧的學子因不能負擔高昂學費而被拒諸門外；
‧有錢人可以投票選特首，而你我升斗小民卻無權無票；
所以，書中所討論的問題，再不是發生在遠隔重洋歐美國家裏，我們沒有切膚之痛的事情，而是大家不能再隔岸觀火，需要自我反思的問題。亦因此，我向讀者鄭重推介桑德爾的這本書，《錢買不到的東西》。
蔡子強
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高級講師
原文連結
星期四, 3月 08, 2012
島國被全球暖化逼遷
太平洋島國基里巴斯(Kiribati)受水位上升威脅，當局正計劃舉國搬遷，或從斐濟群島買地讓11.3萬名國民移民，若事成將是首個被全球暖化「逼遷」之國。另外，CNNgo網站選出十大瀕危景點，秘魯馬丘比丘遺址、澳洲大堡礁及印度泰姬陵等上榜。
AM730 原文連結
星期二, 2月 28, 2012
暖化致珠峰不宜攀
有懷疑論者指出雪山溶雪減少了，所以暖化已停下來，事實卻是暖化已導至積雪減少，所以已沒有那麼多雪可以溶了，這惡果只是其中之一、還有雪水少了也引起水源問題、不少滑雪場也因積雪減少而縮短可滑雪時間。
暖化致珠峰不宜攀
AM730 (2012年02月28日)
曾21次征服喜瑪拉雅山珠穆朗瑪峰(Mount Everest)的攀山好手Apa Sherpa警告，全球暖化導致該峰嚴重缺雪，攀登該峰愈來愈困難。Sherpa憶述，自己89年首次攀上珠峰，當時山上被雪覆蓋，但現在山上卻盡是光禿的岩石。他指，缺雪容易造成岩石崩落，鞋釘也無法抓地，令登山變得愈來愈危險，珠峰更可能在未來數年變成不宜攀爬。
原文連結
星期四, 2月 23, 2012
真的假不了
早前看到網上的華爾街日報報導"全球變暖說乃是騙局"，除了提出氣候門的指責，還說近十年來地球並沒有變暖，看過不少懷疑論的理由，不少都互相矛盾，如一時說地球暖化是自然現象、一時說沒有暖化、一時說冰川沒有溶化、一時又說冰川溶化減慢、一時又說有暖化但不知原因，似乎懷疑論者大都段章取義，可是卻有不少人相信而引用來反駁地球暖化論，不知是否香港天文台也看到那編報導，在他們的網志看到以下文章;
圖一 陸地表面十年移動平均溫度的距平，距平參考為 1950 年 1 月至 1979 年 12 月
的平均。灰色部份為不確定範圍。來源：Berkeley Earth Surface Temperature Project。
參考：
[1] Climatic Research Unit of the University of East Anglia. http://www.cru.uea.ac.uk/
[2] Climatic Research Unit email controversy, Wikipedia.
http://en.wikipedia.org/wiki/Climatic_Research_Unit_email_controversy#cite_note-SAP-Report-59
[3] Oxburgh Report Clears Controversial Climate Research Unit, ScienceInsider, April 2010.
http://news.sciencemag.org/scienceinsider/2010/04/oxburgh-report-clears-controvers.html
[4] The Independent Climate Change E-mails Review. http://www.cce-review.org/pdf/FINAL%20REPORT.pdf
[5] Final Investigation Report Involving Dr. Michael E, Mann, The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http://live.psu.edu/pdf/Final_Investigation_Report.pdf
[6] Report of the International Panel set up by the University of East Anglia to examine the research of the Climatic Research Unit.http://www.uea.ac.uk/mac/comm/media/press/CRUstatements/SAP
[7] The Fake Scandal of Climategate, Skeptical Science. http://www.skepticalscience.com/fake-scandal-Climategate.html
[8] WMO Statement on the Status of the Global Climate 2010, World Meteorological Organization, March 2011.
http://www.wmo.int/pages/prog/wcp/wcdmp/statement/documents/1074_en.pdf
[9] Berkeley Earth Surface Temperature Project. http://berkeleyearth.org/index.php
天文台網誌
真的假不了(2012年 2月 09日)
2009 年 11 月，在聯合國氣候變化會議快要在哥本哈根召開之際，英國 East Anglia 大學氣候研究小組 (CRU) 的一台電腦被黑客攻擊，導致數以千計的電郵被散布在互聯網上。部份電郵被氣候變化懷疑論者精挑細選出來質疑 CRU 數據的完整性及全球溫度變化趨勢的可靠性。由於 CRU 持有的全球溫度數據集[1] 廣泛被氣候科學家利用來評估地球溫度長期變化，一些嘗試否定全球變暖的推測和評論迅速在互聯網上散播到世界各地，媒體的推波助瀾更使事情如滾雪球般壯大。這次事件被稱為「氣候門」[2]。
事後，多個獨立團體或委員會展開調查。所有調查報告認為沒有證據顯示 CRU 的工作存在欺詐或不正當行為[3-6]。然而令人失望的是：這些起着平反作用的重要報告未能得到媒體的注意，相比事件初發時的報導，有關糾正過往錯誤指控的報導少之又少[7]。結果，在一些博客文章及專欄中，「氣候門」有時仍被錯誤引用為氣候科學的陰謀論。
除了CRU 的數據集，美國 NOAA[a] 及 NASA GISS[b] 的數據集也經常用來評估全球溫度趨勢[8]。最近，一羣科學家，包括獲得 2011 年諾貝爾物理學獎的 Saul Perlmutter，在互聯網上發表了一個名為「Berkeley Earth Surface Temperature」的獨立研究報告[9]，目的是解決氣候變化懷疑論者對溫度分析的一些爭議。研究共分析了 16 億個分別來自 3 萬 9 千個觀測站的溫度記錄，數量是早前氣候研究所涵蓋的觀測站數目的 5 倍以上。他們得出的結果顯示地球陸地平均溫度自 1950 年代中期以來上升了約 1oC，與早前 NOAA、NASA 及 Hadley Centre/CRU[c] 的結果非常吻合 (圖一)。Berkeley 的研究結果重申了全球變暖的事實。
李細明、李子祥
備註：
[a] 美國國家海洋及大氣管理局
[b] 美國太空總署戈達德空間研究所
[c] 哈得萊中心 (Hadley Centre) 隸屬英國國家氣象局，是英國主要的氣候變化研究中心，與 CRU 合作整理全球溫度數據集。
2009 年 11 月，在聯合國氣候變化會議快要在哥本哈根召開之際，英國 East Anglia 大學氣候研究小組 (CRU) 的一台電腦被黑客攻擊，導致數以千計的電郵被散布在互聯網上。部份電郵被氣候變化懷疑論者精挑細選出來質疑 CRU 數據的完整性及全球溫度變化趨勢的可靠性。由於 CRU 持有的全球溫度數據集[1] 廣泛被氣候科學家利用來評估地球溫度長期變化，一些嘗試否定全球變暖的推測和評論迅速在互聯網上散播到世界各地，媒體的推波助瀾更使事情如滾雪球般壯大。這次事件被稱為「氣候門」[2]。
事後，多個獨立團體或委員會展開調查。所有調查報告認為沒有證據顯示 CRU 的工作存在欺詐或不正當行為[3-6]。然而令人失望的是：這些起着平反作用的重要報告未能得到媒體的注意，相比事件初發時的報導，有關糾正過往錯誤指控的報導少之又少[7]。結果，在一些博客文章及專欄中，「氣候門」有時仍被錯誤引用為氣候科學的陰謀論。
除了CRU 的數據集，美國 NOAA[a] 及 NASA GISS[b] 的數據集也經常用來評估全球溫度趨勢[8]。最近，一羣科學家，包括獲得 2011 年諾貝爾物理學獎的 Saul Perlmutter，在互聯網上發表了一個名為「Berkeley Earth Surface Temperature」的獨立研究報告[9]，目的是解決氣候變化懷疑論者對溫度分析的一些爭議。研究共分析了 16 億個分別來自 3 萬 9 千個觀測站的溫度記錄，數量是早前氣候研究所涵蓋的觀測站數目的 5 倍以上。他們得出的結果顯示地球陸地平均溫度自 1950 年代中期以來上升了約 1oC，與早前 NOAA、NASA 及 Hadley Centre/CRU[c] 的結果非常吻合 (圖一)。Berkeley 的研究結果重申了全球變暖的事實。
李細明、李子祥
備註：
[a] 美國國家海洋及大氣管理局
[b] 美國太空總署戈達德空間研究所
[c] 哈得萊中心 (Hadley Centre) 隸屬英國國家氣象局，是英國主要的氣候變化研究中心，與 CRU 合作整理全球溫度數據集。
圖一 陸地表面十年移動平均溫度的距平，距平參考為 1950 年 1 月至 1979 年 12 月
的平均。灰色部份為不確定範圍。來源：Berkeley Earth Surface Temperature Project。
參考：
[1] Climatic Research Unit of the University of East Anglia. http://www.cru.uea.ac.uk/
[2] Climatic Research Unit email controversy, Wikipedia.
http://en.wikipedia.org/wiki/Climatic_Research_Unit_email_controversy#cite_note-SAP-Report-59
[3] Oxburgh Report Clears Controversial Climate Research Unit, ScienceInsider, April 2010.
http://news.sciencemag.org/scienceinsider/2010/04/oxburgh-report-clears-controvers.html
[4] The Independent Climate Change E-mails Review. http://www.cce-review.org/pdf/FINAL%20REPORT.pdf
[5] Final Investigation Report Involving Dr. Michael E, Mann, The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http://live.psu.edu/pdf/Final_Investigation_Report.pdf
[6] Report of the International Panel set up by the University of East Anglia to examine the research of the Climatic Research Unit.http://www.uea.ac.uk/mac/comm/media/press/CRUstatements/SAP
[7] The Fake Scandal of Climategate, Skeptical Science. http://www.skepticalscience.com/fake-scandal-Climategate.html
[8] WMO Statement on the Status of the Global Climate 2010, World Meteorological Organization, March 2011.
http://www.wmo.int/pages/prog/wcp/wcdmp/statement/documents/1074_en.pdf
[9] Berkeley Earth Surface Temperature Project. http://berkeleyearth.org/index.php
天文台網誌
星期三, 9月 14, 2011
星期日, 8月 28, 2011
星期一, 11月 29, 2010
人性 (觀念 - 梁文道)
觀念 - 梁文道
人性(上)
(2010年11月25日)
人皆有惻隱之心，所以每當災難發生，縱使受難的不是我或我的親友，我們也難免會感到傷慟，甚至想做點甚麼去表達自己的情緒，同時慰解那些我們並不認識的受難者家屬。這裡頭沒有半點造作，也不含絲毫計算，純係人性而已。那麼，假如有人阻擋我們的表達，或者不願意讓我們公開顯示哀憐。
上海特大火災之後的第七天，數以萬計的上海市民自發走到火災現場，或者獻花，或者默哀。這群可愛的上海人不全是受害者家屬，他們只是不忍同胞之殞命，遺屬之悲愴罷了。那天還有一支業餘者組成的「上海城市交響樂團」，他們在現場演奏了一闕舒伯特的《聖母頌》，得到網民一片好評。我注意到有些評論很奇特地讚頌他們「有良心」甚至「有勇氣」，似乎他們幹了一件非比尋常的大事。既然公開致哀只是人性使然，順著本性而為又怎能叫做「有勇氣」的表現呢？
南方廣州亞運現場，大火發生之後的三十多個小時，中國男籃的美籍主教練鄧華德在一場比賽之後如是說：「在我家鄉上海發生了一件不幸的事情，我對那些在災難中遭到傷害的家庭表示最誠摯的祝福」，然後默默祈禱。媒體形容此事「出人意表」，因為第一個在亞運賽事中提議為上海火災默哀的竟然是位住在上海的美國人。同樣地，這回也有網民說要為鄧華德的「良知和勇氣」致敬。
人有惻隱之心，何以把這顆心表現出來的正常行動，卻成了一件需要勇氣的事呢？且看上海市民獻花那一幕，儘管最後場面平和，負責看管秩序的警察和大批沉默的群眾相安無事。但那一天開頭卻有部分警員試圖制止市民，而且態度惡劣地喝問他們「是不是家屬」，彷彿不是家屬就沒有公開展現哀思的權利。
「上海城市交響樂團」成員取出樂器的當兒，更有警察命令他們不准奏樂，叫他們把東西收回去。於至廣州亞運，原來鄧華德事前曾向賽事組織者申請全體球員默哀一分鐘，只是遭到拒絕，「有關方面」和那些不想讓市民獻花奏樂的警員，使得最符合人性本能的行動變成了「有勇氣」的行動。在這兩個相似的例子裡面，主動展現哀傷的都是如你我一般的普通人，而試著制止他們的都是掌握權力的人。因此大家很容易就會推出後者「沒有人性」的結論了，甚至進一步把它上升至「擁權者違反人性」的說法。
然而，我並不相信這叫做「沒有人性」，更不相信那些警員和賽事組織背後的權力違逆人性，因為就算不談人性單講政治，這兩件事也分別為上海和亞運帶來了極佳的形象效果，精於此道的掌權者不可能不知道。
人性(下)
(2010年11月29日)
我也不相信那些站在現場的警察是群異於常人的怪物，那些緊張比賽進程的組織者是個冷漠無情小機器。我相信他們也是血肉之軀，不能不感到火災之慘烈，也不能不被難屬(死難者家屬)那哭天搶地的哀嚎打動。那麼他們為甚麼還要做出這些看起來很不合理的舉動呢？
先來看看那些負責亞運籃球賽事的組織者，正如有些論者已經指出的，他們既不主動安排公開默哀，也不理會他人主動要求致意的申請，很可能是因為他們把亞運當成一件「盛事」。而「盛事」在當代中國的環境下幾乎和「喜事」是同義的，既然是喜事，又怎能在裡頭平添一股哀愁氣息呢？再看上海那些阻止過市民獻花奏樂的警員，可以想像，他們接到的命令就是防護現場維持秩序。在他們的秩序觀念裡面，任何市民接近或者進入現場都是對秩序的破壞。
不論來者是為了憑弔亡魂還是真的想要擾亂現場證據，只要上級沒有為他們做出有關區分，只要上級沒有因應不同情況的指令，他們管不了這麼多了。即使良知告訴他們，老百姓和平獻花沒有甚麼不對，他們也不敢輕舉妄動，因為他們不曉得回去之後會不會受到指斥。
這就和那些不批准鄧華德致哀申請的亞運籃球賽事組織者一樣，他們又知道上頭很看重亞運這場盛事(或者喜事)，於是不敢肯定任何聯繫到上海火災的行動，會不會惹來上頭的不快。在我看來，要這些人本著良心去冒險是不公平的。假若他們也像鄧華德和批數以萬計的上海市民一樣，那就是大家所謂的「有人性」「有勇氣」了，值得讚佩；如果他們按章辦事，雖然可怕，卻也不應受到大家的苛責，因為懼怕犯錯同樣也是人性的一面。
所以問題恐怕並不在於這些人「泯滅良心」，而在於他們的良知被框限了。有一個嚴密的框架圈定了他們的視野，使得一束鮮花看來和一個爆炸品一樣可怕，使得一分鐘的默哀就像是婚禮中的哭喪。正是這同一個框架的存在，「上海城市交響樂團」和鄧華德變得格外地有人性有勇氣。
要解決這個不合理的框架，方法不是讓他們的上級明令通報「市民和這運動員可以為火災死者致哀」；而是給予他們更多靈活的空間，少一點「死命令」，少一點「政治任務」，讓他們舒張人性，就常人一樣地能夠依照環境去判斷是非。
沒錯，他們不是沒有人性，而是沒有本著人性去判斷的權力。今天的中國最需要的未必是更「人性化」的政令，而是更人性化的判斷空間。
人性(上)
(2010年11月25日)
人皆有惻隱之心，所以每當災難發生，縱使受難的不是我或我的親友，我們也難免會感到傷慟，甚至想做點甚麼去表達自己的情緒，同時慰解那些我們並不認識的受難者家屬。這裡頭沒有半點造作，也不含絲毫計算，純係人性而已。那麼，假如有人阻擋我們的表達，或者不願意讓我們公開顯示哀憐。
上海特大火災之後的第七天，數以萬計的上海市民自發走到火災現場，或者獻花，或者默哀。這群可愛的上海人不全是受害者家屬，他們只是不忍同胞之殞命，遺屬之悲愴罷了。那天還有一支業餘者組成的「上海城市交響樂團」，他們在現場演奏了一闕舒伯特的《聖母頌》，得到網民一片好評。我注意到有些評論很奇特地讚頌他們「有良心」甚至「有勇氣」，似乎他們幹了一件非比尋常的大事。既然公開致哀只是人性使然，順著本性而為又怎能叫做「有勇氣」的表現呢？
南方廣州亞運現場，大火發生之後的三十多個小時，中國男籃的美籍主教練鄧華德在一場比賽之後如是說：「在我家鄉上海發生了一件不幸的事情，我對那些在災難中遭到傷害的家庭表示最誠摯的祝福」，然後默默祈禱。媒體形容此事「出人意表」，因為第一個在亞運賽事中提議為上海火災默哀的竟然是位住在上海的美國人。同樣地，這回也有網民說要為鄧華德的「良知和勇氣」致敬。
人有惻隱之心，何以把這顆心表現出來的正常行動，卻成了一件需要勇氣的事呢？且看上海市民獻花那一幕，儘管最後場面平和，負責看管秩序的警察和大批沉默的群眾相安無事。但那一天開頭卻有部分警員試圖制止市民，而且態度惡劣地喝問他們「是不是家屬」，彷彿不是家屬就沒有公開展現哀思的權利。
「上海城市交響樂團」成員取出樂器的當兒，更有警察命令他們不准奏樂，叫他們把東西收回去。於至廣州亞運，原來鄧華德事前曾向賽事組織者申請全體球員默哀一分鐘，只是遭到拒絕，「有關方面」和那些不想讓市民獻花奏樂的警員，使得最符合人性本能的行動變成了「有勇氣」的行動。在這兩個相似的例子裡面，主動展現哀傷的都是如你我一般的普通人，而試著制止他們的都是掌握權力的人。因此大家很容易就會推出後者「沒有人性」的結論了，甚至進一步把它上升至「擁權者違反人性」的說法。
然而，我並不相信這叫做「沒有人性」，更不相信那些警員和賽事組織背後的權力違逆人性，因為就算不談人性單講政治，這兩件事也分別為上海和亞運帶來了極佳的形象效果，精於此道的掌權者不可能不知道。
人性(下)
(2010年11月29日)
我也不相信那些站在現場的警察是群異於常人的怪物，那些緊張比賽進程的組織者是個冷漠無情小機器。我相信他們也是血肉之軀，不能不感到火災之慘烈，也不能不被難屬(死難者家屬)那哭天搶地的哀嚎打動。那麼他們為甚麼還要做出這些看起來很不合理的舉動呢？
先來看看那些負責亞運籃球賽事的組織者，正如有些論者已經指出的，他們既不主動安排公開默哀，也不理會他人主動要求致意的申請，很可能是因為他們把亞運當成一件「盛事」。而「盛事」在當代中國的環境下幾乎和「喜事」是同義的，既然是喜事，又怎能在裡頭平添一股哀愁氣息呢？再看上海那些阻止過市民獻花奏樂的警員，可以想像，他們接到的命令就是防護現場維持秩序。在他們的秩序觀念裡面，任何市民接近或者進入現場都是對秩序的破壞。
不論來者是為了憑弔亡魂還是真的想要擾亂現場證據，只要上級沒有為他們做出有關區分，只要上級沒有因應不同情況的指令，他們管不了這麼多了。即使良知告訴他們，老百姓和平獻花沒有甚麼不對，他們也不敢輕舉妄動，因為他們不曉得回去之後會不會受到指斥。
這就和那些不批准鄧華德致哀申請的亞運籃球賽事組織者一樣，他們又知道上頭很看重亞運這場盛事(或者喜事)，於是不敢肯定任何聯繫到上海火災的行動，會不會惹來上頭的不快。在我看來，要這些人本著良心去冒險是不公平的。假若他們也像鄧華德和批數以萬計的上海市民一樣，那就是大家所謂的「有人性」「有勇氣」了，值得讚佩；如果他們按章辦事，雖然可怕，卻也不應受到大家的苛責，因為懼怕犯錯同樣也是人性的一面。
所以問題恐怕並不在於這些人「泯滅良心」，而在於他們的良知被框限了。有一個嚴密的框架圈定了他們的視野，使得一束鮮花看來和一個爆炸品一樣可怕，使得一分鐘的默哀就像是婚禮中的哭喪。正是這同一個框架的存在，「上海城市交響樂團」和鄧華德變得格外地有人性有勇氣。
要解決這個不合理的框架，方法不是讓他們的上級明令通報「市民和這運動員可以為火災死者致哀」；而是給予他們更多靈活的空間，少一點「死命令」，少一點「政治任務」，讓他們舒張人性，就常人一樣地能夠依照環境去判斷是非。
沒錯，他們不是沒有人性，而是沒有本著人性去判斷的權力。今天的中國最需要的未必是更「人性化」的政令，而是更人性化的判斷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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