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開始

 一直認為香港可以是中國大陸民主化的試驗場，之前的選舉及政治制度可說是以失敗告終。當反對派可以利用選舉來阻止政府及社會正常運作以逹致一己的政治目的，而不懷好意的國家也可以輕意地在議會找到代理人，這樣的制度在香港已證明在中國複雜的國情下是行不通。

從中國歷史上看，分離主意從來都跟統一意識相爭，而現時國際環境就更助長中國的分離主意，西方雖然放棄了植民主義，但對其他國家輸出意識形態尋找甚至安插利益代理人一直沒有停止，他們所宣傳的民主政制正好適合他們安插代理人。

但反過來說，中國大陸現在的政治制度我是覺得有民主化的空間，正如之前說無限制的直接選舉在香港已證明是行不通，那麼現在的建議是在設置一定限制下推行直選，這可能是一個出路。

唐琳玲、香港激進反對派、中共

今天是一個等別日子，不過看新聞時反而想到另外的....
標題提到的人或團體，他們都有一個共通思想就是 – "犯不犯法，他們說了算"

佢哋而家連發展棕地都反對

今日看到新聞啲所謂專業人事同環保人事以棕地原本是綠地而反對推出發展棕地，我唔反對對對破壞綠地推出罰則，但就不可以此為理由阻止發展棕地。之前叫人唔好發展校野公園要先發展棕地，而家想加快發展棕地佢哋又話法例有漏洞唔好，嗰啲人可以話對香港人嘅居住問題視而不見(可能佢哋自己住得好滿意，唔洗理其他住得差嘅人)，不過而家好多人淨係會話政府唔起公屋，話樓價貴，但又唔會諗吓點解咁難搵地起樓。

無題

呢個社會都係鍾意啲世界仔多啲，而家結果對佢咪幾好，唔洗好似前幾任咁高民望上台，跟住上台做唔出成績交唔到貨又比人針對搞到低民望下台。

當前形勢突顯阻止「袋住先」的不是

其實我也不明白泛民為什麼這麼熱衷參與他們一直反對及不認同的小圈子選舉，或許那些政客還是喜歡玩弄手上的權力，不用不舒服，而且記得之前泛民反對「袋住先」的理由之一是特首選舉若有一點進步可能會減少未來市民爭取他們所謂真民主的動力(說穿了只不過是怕之後支持少了)


當梁振英尚未宣布棄選的時候，我碰到一位泛民的活躍分子。他把梁振英的不是鞭撻一輪之後，然後對我說，香港人一定要阻止梁振英再次出來競選特首。

雖然我不是梁振英的「粉絲」，但不覺得我有權去阻止一個合資格的香港人出來競選特首。我本應可以做的是在投票選特首的時候，不投我的票給他。很可惜，我的一人一票選特首的權利卻給泛民奪走了。否則，我們怕甚麼梁振英再出來參選。他這麼不受歡迎，即使參選也不可能當選！我於是反問那位泛民活躍分子，為甚麼當年你們要阻止香港人「袋住先」？袋了就可以由人民投票去決定梁振英能否當選了。何須四處動員港人加入泛民的反梁大合唱？他可能覺得自討沒趣，沒作回應就掉頭走了。

最近我又碰到這位泛民活躍分子，今次他不用唱衰梁振英了；而是轉而把矛頭對準林鄭月娥，說她是梁振英2.0。他說，民意已十分清楚，香港人大都支持曾俊華，叫我也一起來支持曾俊華。

我說我該有的投票權也被他們奪走了，還可以怎樣支持？如果香港人可以一人一票選特首，有民意支持的曾俊華自然會當選，可見當年他們阻止港人「袋住先」實在不該！

這次，他有備而來，搬出了泛民自圓其說的標準答案想忽悠我。他說，袋住先有甚麼用？北京會利用提名門檻把曾俊華篩走，變成港人有一人一票也不可以投給曾俊華。其實類似的說法李柱銘等人去英國遊說英國的國會議員時也提過出來。英國議員的回應是，尚未發生的事情你怎可以這麼肯定？李柱銘一時語塞。

不過，今次泛民似乎早已為此想好了答案，可以把自己的推論演繹得詳細一些。他說，提委會控制在北京的手裡，要獲得一半以上的提委支持，即600票以上才可以出閘讓港人投票，曾俊華一定沒有機會。

我說，你們自己的行為已證明你們的說法不成立。不要說提委會的組成方式與操作方法將來還有機會進一步改善，就算是與現時的選委會一模一樣，泛民現時能在選委會做得到的事情，將來在提委會一樣有機會做得到。泛民一樣可以先爭取在提委會增加泛民成員的比例，然後爭取建制派的提委在不記名投票時反戈，改為投票給泛民屬意的候選人。

如果這樣的事情泛民今天在選委會也認為值得做，將來在提委會一定更值得做，因為泛民屬意的人要在提委會出閘，一定會比在選委會當選容易。原因是選委會的成員每人只可投票給一個候選人，而提委會的成員卻可以同時投票給多個候選人，在大家都可以投暗票的情況下，曾俊華在提委出閘的機會一定比現時在選委會當選的機會多。兩者唯一的分別，是在提委會出閘後，還要經過港人一人一票的考驗，不是立即當選。

由此可見，泛民當初力阻港人在「一人一票」上「袋住先」是完全沒有理由的。這是每個香港人應有的權利，他們憑甚麼替港人作判斷。要知道，很多屬於個人的基本權利，議會是沒有權利以少數服從多數的方式加以褫奪的。

來源
C觀點：施永青

超級穩固變超級惶恐

本來覺得劉銳紹近一兩年的對香港民情已失去洞察力，文章可讀性已不高，但今天這編文章卻又十分認同。

「最高人民法院院長周強最近講話，反對憲政民主、司法獨立、三權分立，強調中國的審判機構只能堅持黨的領導，不能跌入「西方的陷阱」。其實，這類內容長期存在，但周強這次說得很直，不再修飾。


在高層的指揮棒下，御用筆桿子紛紛搖動起來，甚至提出「中國人的基因與外國人不同，所以不能接受司法獨立。」離奇怪誕的「理由」，可以納入世界笑話大全。


北京為甚麼這樣煞有介事地反對司法獨立和三權分立？從近期形勢可見，中共高層的確擔心失控，甚至被推翻。所以，最近的政法會議傳達了習近平的話，明言必須確保政權安全和制度安全。這兩點已蓋過了國家安全。


中共有此擔心，不奇怪，因為國內外的形勢變化已對它構成巨大挑戰。在外，強敵圍攏；在內，經濟危機隨時變成政治危機。此外，人民的腦袋已不再相信共產黨的教義。記得習近平上台不久，即提出「七不講」，還採取了很多限制措施，但效果不彰，人們不公開講，但心裡卻愈來愈相信：「七不講」的真身是「應該講」。可見，中共愈擔心失控，愈是強硬操控，結果愈是失控。


在中共的意念中，法律也要為政治服務，三權不應分立，而應該互相配合(習近平2008年來港視察馬術場地時已這樣公開說過)；工農商學兵政黨，黨是領導一切的。可惜，這是封建王朝的思維，與今天的現代化社會完全脫節。中共起家時要打倒這種思維，但如今卻與這種思維言行一致。


其實，看中共今天的現狀，可謂穩如泰山，經濟、外交、軍事、科技均有實力，大有條件進行實質的政治和意識形態改革，進一步強化根基。可是，它在政權利益大於一切之下，反其道而行，把中華民族可以跳出政治桎梏的大好機會浪費了和封殺了，把超級穩固變成超級惶恐。如果這種思維不改，即使中共可以控制整個地球，但它仍然不會放心；因為它只可以控制地球的表面，卻控制不了地殼之下的運動和千度熔巖，早晚也會大地震，熔巖噴薄而出。
歷代執政者也不會吸收歷史教訓，這也許就是他們的獨有基因。」

來源
夫子自唱: 劉銳紹

顧全大局的港鐵小股東

今日港鐵小股東大比數通過了高鐵包底方案，比起立法局入面啲議員，佢哋更懂顧全大局，我想他們都想香港好，不像現在的大小政客，口說為香港但其實都多為自身利益又或是只想著反政府反大陸而不斷制做問題。

C觀點-高鐵工程為何會超支

文章提到以西九文化中心超支250億，回想起這個西九大白象正是當年泛民一手搞出來，本來西九計劃是私人企業主導可以為香港提供大筆收入，現在的西九管理局正是當年泛民要求而設，變成政府工程，搞了這麼多年也未正式提供服務，也不見得比私人商業搞更能帶動社會文化建設及提升文化氣氛。

泛民現在又是要全力使高鐵變成另一大白象，誓要推倒一地兩檢，沒有一地兩檢跟本就廢了高鐵的武功，同現有的東鐵綫沒有分別，高鐵沒人坐到時損失的是香港人的投資，但政客不會理，因為這正好給他們籌碼反對政府，更方便他們鼓動市民。

C觀點-高鐵工程為何會超支

高鐵工程一再延誤，而且嚴重超支接近200億，引起社會譁然。

其實，何只高鐵超支，港珠澳大橋(超支55億)、沙中綫(超支41億)、蓮塘口岸(超支87億)、西九文化中心(超支250億)等都無一倖免。而機場第三條跑道，更尚未動工已需提高工程預算，現時的預期造價，已比2010年的預算高500億。

公共工程超支的情況，在全世界都很普遍。通常，經濟環境不好時，政府就會藉投資公共建設去刺激經濟。經濟環境不好的時候，物價與工資水平都比較低，導致工程預算亦容易偏低。到工程開工的時候，經濟就逐步好起來，工資與建築材料都上漲，工程自然超支。

此外，大型工程常有同一工種同時開工的情況；譬如，要拉電綫的時候，同一時間需要很多拉電綫的工人，令工資上升的速度更加離譜。一般私人的小工程，由於分散在不同的時間開工，就不會有這種現象。

此外，一般公共工程，當初為了爭取社會支持，有關官員及承建商都會傾向壓低工程的預算。但工程上馬後，承建商就會以各種理由要求補償；裡面的真真假假，外人不容易判斷。

政客多會在這個時候出來擾擾攘攘，他們其實是在造秀，並非真的想為市民節省公帑。當初若非他們阻撓工程進行，工程根本不用承擔這麼高的通脹代價。再者，他們除了懂得謾罵之外，根本沒有識見，不懂得事前堵塞合約的漏洞，更不懂得找出問題的根源，令社會可以不用一再付出同樣的代價。

回歸以來，公共工程超支的情況似乎比港英年代嚴重，原因是政府今天的定位已變，社會要求政府更加問責，不容政府把公共工程與地產發展項目混在一起招標。

我相信，在英治年代，地鐵的工程一樣會超支，但當年市民並不會太上心，因為超支不必動用公帑，而是由地鐵公司自行承擔。地鐵公司之所以願意包底，因為政府把地鐵沿綫的地產發展權也一起讓地鐵包了，而不是像今天那樣，只是把高鐵的興建合約給了港鐵。地鐵在地產項目有錢賺，才有能力承擔工程上的超支。但港鐵沒有與高鐵有關的地產收益，工程的超支費用唯有要求政府按合約填補。

把地產項目與公共工程混在一起，雖然好像帳目不清，卻可以令承包公司以更積極的態度去監控工程成本，而不是把注意力放在如何按合約追討賠償。

只可惜，現時社會上的主流聲音似乎都不太贊成這種混合式的公共工程承包方式，認為會造就地產霸權，推高樓價，最終會令小市民受苦。然而，如果講實效，之前的模式似乎比現時的由議員監管更為有效。以西九文化中心為例，如果當初交由地產商承包，不但不用超支250億，而且很可能已可以提供設施供市民享用，香港的文化發展可能已得益不少。

可悲的香港

本來只想說說泛民對湯家驊可以話如共產黨一樣不容異見，有這樣的泛民香港那有可能會有一個和諧的社會，但今日中聯辦主任張曉明又說出不搞「三權分立」、強調特首在特區三權之上，似乎要把大陸那一套落後及不斷產生貪官的制度加諸香港，香港面對這樣的泛民及中共，那來光明前途。

守財奴的預算案

想評一評今年的財政預算案，番查一吓原來也有評論過2011年的財案，看看今年的，再看看2011年，未看過之前11年的已覺得今年財案乏善可陳，只有短期的派糖，沒有長期解決問題的方案願景，錢不是沒有，2011年的方案沒有這麼多盈餘也有推出更多醫療及安老服務的項目，今年這些問題更見迫切但財政預算案裡就看不到有新項目，未來基金也沒有特定用途，可以說是一種偷懶的手法，避開對香港長遠規劃的責任。

難得的是一個守財奴的預算案在短期的派糖下居然可以得到近年民評新高，唉！

保育流於口號 香港喪失文化寶庫

以前植民政府可能一直存在忘本的教育及制度建設，似乎新的特區政府並沒有改變，反而中國文化及歷史上的教育比植民時期做得更差，特區政府不著重文化建置，只推功利實用主意的語文及通識教學，到頭來惡補就推沒有文化內涵的國民教育....

以香港政府人事的眼光作風，甚麼甚麼局...唉...到頭來又只會變成用錢多但作用少的官僚機構。

保育流於口號 香港喪失文化寶庫

【明報專訊】近年大陸的移動遊戲崛起，令到金庸小說版權大受追捧，這兩年不少大陸朋友托我向「明河社」查詢手機遊戲授權，有部分公司更開出近千萬元人民幣授權費。其實金庸小說已經經歷單機遊戲及網絡遊戲階段，早在90年代，台灣智冠一口氣簽下六七套小說改編遊戲，最著名的《金庸群俠傳單機版》更被遊戲迷視作武俠遊戲的經典，而當年版權費只需數萬港元。到了2000年，網絡遊戲興起，金庸的遊戲授權費提升至數十萬港幣，期間先後推出了由台灣開發商研發的《金庸群俠傳網絡版》及《笑傲江湖》。

金庸小說改編價值翻百倍

近年大陸開發商開始關注小說改編遊戲的熱潮，中國搜狐以數百萬人民幣取得《天龍八部網絡版》改編權，並由子公司北京暢遊研發及發行，遊戲上市後大受歡迎，創下年收十億人民幣的紀錄。到了2012年的手機遊戲時代，之前沒人問津的金庸短篇小說，例如《碧血劍》及《連城缺》等，都受到遊戲商追捧，14部金庸小說全數授出，為「明河社」帶來近億港幣的收入。

上年11月，被倪匡評為「天下第一」的《天龍八部3D》手機遊戲正式登陸中國Android及IOS平台，第一個月的銷量額竟然突破1億元人民幣，業界為之嘩然！12月份的銷量額更加突破2億人民幣，成為大陸目前收入最高手遊之一。

天龍八部推手遊 一個月銷量破億

這個重量級的金庸手機遊戲《天龍八部3D》將會於近期回歸香港及澳門，負責這產品宣傳的是項明生，項明生被媒體稱為「宅男教主」，他曾經是Sony PS系列的宣傳推手，項明生會於2月11日遊戲開測日，聯同女神連詩雅及男神王宗堯在「利舞台」舉行「天龍八部3D武林大會」，而屆時漫畫版《倚天屠龍記》主編馬榮成，漫畫版《天龍八部》美術總監邱福龍，漫畫版《射鵰英雄傳》主編李志清會一同出席，揭開這次由金庸帶起的遊戲武林大會。

金庸先生由1955年開始創作《書劍恩仇錄》，直至1972年完成《鹿鼎記》，期間創作了14本驚世巨著，倪匡先生用16個字來評價金庸小說：「古今中外，空前絕後，前無古人，後無來者」，這形容一點也不誇張，金庸的小說影響全球三代華人。我和倪匡先生於2010年成立了「香港小說會」，我們都有一個心願，希望能夠向香港政府申請成立「金庸博物館」，我們相信這個博物館將會成為全球華人朝聖之地，金庸小說絕對是香港人最值得驕傲的文化寶典。

建金庸博物館 遙遙無期

可惜和政府多次洽淡下，得出的結果令人氣餒：第一，為了公眾利益，香港政府不會撥款支持某個人的作品，例如2013年由我策劃的「衛斯理50周年展」就申請不了創意香港的贊助；第二，香港土地緊張，不容易找到適合的地方用做永久文化館，例如「李小龍展館」至今還沒法落實等。我作為一個小商人，不了解政府官僚制度，只是對於相關的官員一方面不斷叫口號支持創新及創作，另一方面又提出不同原因去拒絕保育香港特有的本土文化，我相信再過幾十年後，香港人除了那些冷冰冰的建築群外，那活生生文化寶庫，將會慢慢消失。

施仁毅

Gameone董事長

香港遊戲產業協會主席

本末倒置

有學生支持者批評要求王俊杰表明是否支持港獨這種要求人人表態的思維是危險的，我同意要求人人表態的思維是危險，但事實上那些人在佔中及國教運動其間出現要求政治不熱中或沒有明顯政治立場的娛樂中人、商人甚至一般人表態的現像不但沒有作出批評，有些人更指責不表態的人，你唔出聲讚同佢哋都係有罪。

現在這些支持學生的人卻反過來對政治有明顯立場，熱中對政治發表意見的人，說要求他們表明港獨立場是危險的，這明顯是本末倒置，因為我們不是要一般人作出表態，而是要意見領袖或意見發表者表明本身立場，從而讓接收意見的人更能分析意見的真偽或徧差。

就如我們會要求財經分析員或專欄作家，要聲明有沒有持有發表意見的股票，讓讀者權衡分辨當中有沒有利益、意見的可信性，進而持有或賣出股票，而不是反過來要一般大眾聲明是否持有股票。

敢做不敢認

以下是明報的節錄，很明顯王俊杰是避重就輕，不敢直接答記者的問題，若他說梁振英扣他帽子，不如說王俊杰扣人帽子，不許人反對他的主張及論述還正確點，敢做不敢認，不許對方批評反駁似乎是時下一些所謂民主人事的做事作風。

【明報專訊】對於特首梁振英在《施政報告》批評《學苑》 多次鼓吹港獨，並點名批評學苑前副總編輯王俊杰，王俊杰接受訪問時反駁，「若無人有獨立、脫離北京管治的想法，我們如何煽動港獨也無法成功」。王批評，梁今次的做法是濫用施政報告時間批評學苑；被問及他是否支持香港獨立時，王回應指不會在公開場合談論個人政見....

(事實上從個人接觸到的人上，或是佔中時做的民意調查，港獨不是沒有市場，但那些所謂民主派或是支持者似乎都不以為然，說是沒有其事，中央不可誤讀民意，我想這樣自欺欺人不但不會減低中央的介心，反而不能看到解決中央及香港關係問題的出路..)

P.S. 不認不認還需認，王俊杰之後在其他場合表明個人支持港獨，但還是說《學苑》 不是鼓吹而是探討港獨，但探討跟主張也只是一線之差，如在所謂的「探討」中是偏向單方面的論述...沒有反方的論述...那探討就跟主張沒分別，「探討」只是在掛羊頭賣狗肉。

C觀點 - 施永青 主權易變 文化範式難變

塔爾科特．帕森斯認為，社會的存在，依賴其系統中的四種功能的充分發揮。這四種功能包括：(i)Adaptation(適應)，(ii)Goal Attainment(達標)，(iii)Integration(整合)，(iv)Latency(維式)，簡稱AGIL。前文已介紹過前三種功能，今 天繼續講第四項。集中講香港回歸後，英國人留下的西方文化範式對主權轉變的排斥。

帕森斯認為，社會系統複雜，矛盾眾多，單靠法治不足以完善地處理好這些矛盾；要整合社會的力量，還需要有與社會的政治及經濟系統相應的文化意識，在人們的生活取捨中，作出全方位的配合。

意識形態是長期潛移默化的，它不是一蹴即成的，也不會因主權回歸而立即改變。帕森斯稱這種功能為Latency，就是因為這種功能是潛伏的，不易察覺，卻力量很大，且非常頑固。
英國人能夠在香港進行一百多年的殖民統治，並非全靠炮艦與警察，它還引入了西方的宗教信仰、西方的文化藝術、西式的生活習慣與社會時尚，令香港人逐步接受英國人的管治，甚至甘之如飴。

港英政府透過他控制的教育制度，設計課程，決定青少年可以接受到哪類型的資訊，以規範他們的思維模式。於成年人而言，港英政府亦設計了一套社會階梯與職業 途徑，令想升職改善生活的人、想建立社會地位爭取成功的人，都得努力學習英文，適應英式文明。久而久之，香港社會就形成了一整套西式的意識形態，主宰了香 港人的價值取向。

幸好回歸是在中國改革開放後進行，以及鄧小平願意作出相當多的妥協，否則香港社會原有的Latency，一定會與主權轉變產生更大的衝突。一國兩制令香港 在經濟上保持了大部分的Adaptation的能力，因為我們可以繼續行資本主義與自由市場。在Goal Attainment方面，個人奮鬥依然受到鼓勵，但政治訴求則受到遏抑。幸好法治仍保全得相當好，社會上的非政治性矛盾基本上得到梳理。可是，佔中使香 港人驚覺，法治無法梳理政治矛盾。中方只餘政治讓步與武力鎮壓兩個選項。

回歸後政治矛盾突顯的一個重要原因，是英國人留下的Latency與中共的文化意識根本是南轅北轍。表面上中共也在行市場經濟，甚至可以說在行資本主義。 但西方的資本主義是以個人為基礎的，但中式的資本主義卻是以國家為主導的，前者崇尚自由，後者依靠威權。前者對後者必然有所排斥。

此之所以，回歸後特區政府在施政時不容易受到文化界的支持，難以在輿論上佔領道德高位，處處舉步維艱。以至97後，香港的發展明顯沒有英治時代那麼順暢。塔爾科特‧帕森斯的社會結構功能理論，可對此作出強而有力的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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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觀點 - 施永青 法治有整合社會功能

前文已介紹過塔爾科特‧帕森斯的AGIL理論中的Adaptation(適應)與Goal Attainment(達標)的社會功能，今天續談Integration(整合)的功能。

人類社會是一個複雜系統，大系統內還有很多次系統，這些系統既獨立，又牽連；既矛盾，又互適；有時互相促進，有時互相制約。正如一個人，既是社會的成員，又是公司的僱員；既是別人的兒子，又是朋輩中的「大哥」；其言行會同時受所處的不同系統所影響。

這些錯綜複雜的系統之間不可能沒有衝突，為了避免社會因糾紛得不到恰當的處理而分崩離析，社會必須發展出一套整合矛盾的方式，這就需要有司法制度。

按帕森斯的說法，法治的基礎是先要界定產權。這樣才能避免因爭奪資源而產生無休止的衝突。再者，交易亦需要在產權獲得界定後才能進行。有交易才有市場，才能透過市場機制進行公平競爭，推動經濟發展。

另一方面，社會亦需要為人權下定義，這樣，政府才能在有認受性的情況下組成，才能有效地去處理公眾事務。此外，社會還需要有一套合乎公義的會議程序，以決定如何滙聚眾人的意願。

有了這些基礎之後，社會就可以發展出一整套司法制度，讓成員知所行止，令社會的矛盾不會惡化。

英國人為香港留下的，可不只是一套可以依據的律例，而是一整套法治的理念與司法程序。香港的回歸能進行得相對平穩，與特區政府基本上原封不動地承繼了原有的司法系統有莫大的關係。

回歸後，雖有人危言聳聽，說香港的法治已死，但世人仍公認香港的法治達國際一流水準，而港人亦可以如常在香港生活與做生意，不覺有失去法治的實質威脅。直到佔中運動的出現，香港人才真正感受到失去法治的害處。

佔中運動挑戰的可不只是個別「惡法」，而是侵犯了整個法治的根基——產權、人權與政府的執法權。

佔領區的物業，地契上列明有Right of way，但現在佔領者卻不容停車場的車輛出入。這分明損害了這些物業的產權。現在政府卻無法加以維護；法庭出了禁制令，佔中者卻一樣藐視。這樣發展下去，誰敢在香港置業？

其實，損害產權等同損害人權，因為人權的一項重要內容，就是個人的財產應獲保障。此外，人人都應有追求幸福的權利，但現在佔領區生意難做，怎會不妨礙別人追求幸福？

佔中者把自己的行為說成是公民抗命，但公民抗命只是個人行為在道德上的解釋，用來拒絕遵守某些個人不認同的法令還講得通，但絕不可以借此損害他人的產權與人權。

再者，佔中者現時在爭取的是憲政改革，本應獲社會上絕大多數人贊同才有條件實施，不宜用佔領交通要津的方式去逼其他人就範。如果祭起公民抗命的旗幟就可以欲所欲為，只會天下大亂，令法治失去協調與整合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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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觀點 - 施永青 回歸後香港欠共同願景

一連幾天，本欄試圖借塔爾科特‧帕森斯的AGIL理論，分析香港回歸後出現的社會系統失調。

昨天我先由Adaptation(適應)的角度，試圖解釋為何回歸後，香港的經濟發展步伐會逐步減慢，原因可能與民間的強烈反共情緒有很大的關係。正是這股情緒，令香港人抗拒與中國融合，無法善用中國的崛起來發展香港的經濟。全世界都搶著做中國生意，但在香港做內地生意，卻常要背上道德包袱，被指為賣港媚共。在這種壓力下，香港的適應環境，善用資源的能力自然下降。

今天，我再由Goal Attainment(達標)的角度，試圖解釋為何社會失去共同願景，沒法有凝聚力。港英年代，殖民地政府成功地讓大多數市民接受了獅子山下同舟共濟的精 神。這類所謂的共濟，其實主要是各自努力，以改善生活質素。殖民地政府並沒有引導市民去追求一個更理想的政治制度，因為市民一旦在政治上有所覺醒，一定不 會接受殖民地統治。所以，他們在社會上營造一種忌談政治的氣氛。當年，大部分香港人都是缺乏政治訴求的經濟動物。

不過，這也難怪香港人，因為當時香港的生產力仍相對落後，大部分人教育水平不高，只能在工廠打工，為口奔馳已耗盡精力，沒有閒心爭取政治上的訴求。當時， 大部分人的目標很簡單，就是「少做工夫，多歎世界」。連大學生也只曉得集中力量搞四仔運動──車仔、屋仔、老婆仔、BB仔。港英政府成功地為香港社會界定 了目標，並為社會成員提供了一個有機會完成目標的環境，所以社會顯得相對穩定。

到英國人知道中國一定會在1997年收回香港後，他不甘心把一個這麼容易管治的香港交還中國，派來了一個不一樣的港督彭定康，引導香港人要作民主訴求，要追求一個公平、公正、公開的社會，讓民主種子有更好的發芽環境。

英國人統治了香港百多年，在英國早有民主後，仍不在香港推行民主，為何突然「轉性」？說穿了就是不甘心放棄這個殖民地。既然中共不肯以主權換治權，那就讓中共嘗嘗治港的滋味。彭定康留下一招，叫中共至今仍窮於應付。這招就是民主抗共。

回歸後，香港民間在生活目標上出現了嚴重的分歧。有人繼續搞個人奮鬥，以改善個人與家庭的經濟狀況為目標；有人則認為應先改革社會制度，引入民主憲政，否則一切個人的奮鬥都沒有保障。佔中後出現的社會分化，基本上就是因為大家想達至的目標不一樣。

社會要有平衡持續的發展，必須讓成員有一個共同的願景，否則社會的力量就無法凝聚，甚至會出現內耗。可惜，回歸後，特區政府在這方面都不太成功。中共在制 訂治港政策時，必須看到兩個基本事實：(i)香港人的教育水平已提高，會有較強的自我意識；(ii)現時社會提供的個人奮鬥空間已愈來愈小，很難期望年輕 人繼續迷頭迷腦搞「四仔運動」，而不作政治上的訴求。正確的做法是為香港描繪一個大多數人都願意去努力的願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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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觀點 - 施永青 回歸後香港未能適應

昨文介紹塔爾科特．帕森斯的社會結構功能範式——AGIL︰adaptation(適應)、Goal Attainment(達標)、Integration(整合)、Latency(維式)；由於篇幅關係，只籠統地接觸一下，今後會逐一結合香港的情況加以闡述。

回歸後，香港社會明顯出現不適應的情況，原因與上述四大功能的失調有密切的關係，今天先談經濟發展方面的情況。

帕森斯認為︰一個社會要長期生存並保持平衡，必須能在經濟發展上適應環境的變遷，善於利用周邊的資源，為社會的成員提供所需的商品與服務。

香港人向來以適應能力強而聞名，但回歸後卻適應能力大減，甚至有抗拒適應的跡象。原因是今次主權回歸，基本上是由外力造成的，而港人自發的內因不足，強摘的瓜不會甜。

香港人很多都是從內地來的難民，他們為了逃避中共政權才來到香港，怎會歡迎再度納入中共的管治。鄧小平深知港人的這種心態，才在策略上作出退卻，容許香港先行一國兩制，試圖平息香港人的抗拒情緒。

回歸後，中共容許香港可以繼續行資本主義，私有產權亦受到法律的保障，所以民心基本上得以穩定下來。急於移民的人漸少，已移民的亦逐漸重回香港生活。然 而，香港人心中的憂慮——中共最終會以他們的一套治港，總是沒法放得下。社會上總有批人，以疑共、恐共、仇共的心態，對待中央政府與特區政府的政策；一些 專與政府對着幹的言行，常被輿論視作有助於維護港人原有的生活方式與傳統價值。這種強烈的抗拒情緒，嚴重影響了港人客觀地觀察環境的能力，對時空轉變的適 應能力因而下降。

改革開放後，中國的製造業發展神速，香港的製造業沒有條件與內地競爭，只好轉而發展服務業，主要是金融服務與專業服務，而服務的對象亦由歐美國家變成中國大陸。然而，香港就有一些人對這種轉變感到不舒服，甚至有所抗拒。

他們不想香港的上市公司中大陸公司愈來愈多；不想香港的金融政策遷就內地的需要。他們甚至認為應該恢復製造業，以減少對金融業的依賴。

他們怕內地人來港購物多了，商舖會不願做港人生意；港人不但買不到樓，連奶粉也買不到。他們認為做大陸生意的人會賣港媚共。不可信賴。

他們反對建高鐵，反對新界東北發展，反對機場擴建，原因都是因為擔心政府在配合大陸的需要，而非港人的需要。

然而，香港的服務業要發展，怎能不去配合內地的需要？其他國家都搶着想做大陸生意。香港卻因抗共情緒而沒法利用自己的有利環境。這樣發展下去，香港社會的適應能力會下降，經濟增長能力會下降，年輕人向上流動的機會亦會減少，他們將很容易就成了反建制力量的生力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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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觀點 - 施永青 從社會系統論看回歸

施先生一連寫了幾編從社會系統論看回歸，個人覺得甚有參考價值

中國收回香港的主權後，在香港推行一國兩制。如果中國政府肯實事求是的話，不難看到，這個嘗試並不算完全成功。

基本法是一套全新的憲制，要把它加諸香港社會之上，無可避免是有難度的。歷史上，一個社會要推行新憲制，要麼靠武力壓服，要麼靠逐步演變。

英皇制誥能在香港落實，先得靠炮艦從清廷手上奪取香港的主權與治權，繼而用殺頭的方法鎮壓香港原居民的反抗，其後還得不斷調整以適應香港的特殊環境。但基 本法的推行，既沒經過法國革命或美國獨立式的暴力強行；亦沒法透過普通法的方式逐步修訂，以致問題層出不窮，佔中只是其中一個例子。

擺在中國政府面前只有兩種選擇，一是武力鎮壓，繼續在香港強推基本法，另一是因應回歸以來出現的新情況，對基本法進行修訂。從中國政府的行為去觀察，他們 選擇前者的機會正在增加。然而，從社會系統論的角度來看，單是靠武力鎮壓，只能收一時之效；一個社會要有平衡穩定的發展，還得看其他四大功能可否順暢發 揮。社會學家塔爾科斯．帕森斯(Talcott Parsons)稱這四大功能為AGIL─Adaptation, Goal Attainment, Integration and Latency。

帕森斯早期讀生物學，他把社會也視作為生命體，是一個複雜性的互適系統，大系統內又有很多既獨立又互相牽連的次系統及次次系統，形成一個多維的系統網絡 (cybernetic)。這些網絡的結構可產生上述的四大功能。一是適應功能(Adaptation)，二是達標功能(Goal Attainment)，三是整合功能(Integration)，四是維式功能(Latency)。可惜，回歸後這四大功能都未算發揮得很好。

從Adaptation的角度去看，香港既然已回歸中國，香港社會應設法適應這個新處境。但香港有相當一部分人卻沒法調整自己的抗共情緒，傾向對一國兩制 採取不合作的態度，令社會上存在著一股很大的反建制力量。正是這股力量令香港更加難以適應自己的新處境。帕森斯認為社會的適應力對經濟發展影響至大，香港 近年的競爭力已輸給新加坡，與此很有關係。

從Goal Attainment的角度去看，香港人以前崇尚個人奮鬥，人生不外是搵錢、買樓、結婚、生子，肯努力不難達標；現在有愈來愈多的人，把精力放在社會改革上，那就很難取得滿意結果，社會上的怨氣因而大增，不容易穩定下來。

從Integration的角度來看，司法制度是整合社會內部矛盾的最有效工具，香港在這方面一向做得很好；雖然不時有人危言聳聽，說香港的法治已死，但實質上遠未有這麼嚴重。到今次佔中，香港的法治才真的受到挑戰，但這只是一時現象。法治仍是香港穩定的主要基石。

從Latency的角度而言，帕森斯把它視作是一種潛在的文化力量，它是維護社會模式的主要力量，是一個社會的軟件。很明顯這副英國人留下的軟件，對一國兩制不但不能起協調作用，甚至可令矛盾激化，令基本法更難在香港推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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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決佔中是政府責任

跟據佔中發起人講，解決佔中是政府責任，不是他們，只要政府做他們要求的東西就能解決佔中。

說話真像綁匪，只要你聽話交贖金就會放人一樣。

全面落後的香港

今天看報，新加坡政府宣佈國民家庭收入的統計，家庭每月收入中位數是7,030新加坡元（約43,104港元），月入超過2萬新加坡元的家庭也高達10%。翻一吓香港的數字，香港住戶月入中位數只有2.2萬，可以看到香港已被新加坡拋離。

網上看到有人說不滿香港政治未來要移居新加坡，但其實新加坡一向都不是較香港自由，而且常有說新加坡政府的社區及工商施政都會傾向親政府社區及陣營，現在香港政府某些給人非議的行為也可能是學自新加坡；所以那些說想移民新加坡的人，口說是不滿香港政治，但下意識可能只是不滿香港的社會吵鬧，而想逃到相對安定又有發展錢途的地方。(我就聽過有人口說不滿香港沒有真特首選舉，而要移民番大陸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