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育流於口號 香港喪失文化寶庫

以前植民政府可能一直存在忘本的教育及制度建設，似乎新的特區政府並沒有改變，反而中國文化及歷史上的教育比植民時期做得更差，特區政府不著重文化建置，只推功利實用主意的語文及通識教學，到頭來惡補就推沒有文化內涵的國民教育....

以香港政府人事的眼光作風，甚麼甚麼局...唉...到頭來又只會變成用錢多但作用少的官僚機構。

保育流於口號 香港喪失文化寶庫

【明報專訊】近年大陸的移動遊戲崛起，令到金庸小說版權大受追捧，這兩年不少大陸朋友托我向「明河社」查詢手機遊戲授權，有部分公司更開出近千萬元人民幣授權費。其實金庸小說已經經歷單機遊戲及網絡遊戲階段，早在90年代，台灣智冠一口氣簽下六七套小說改編遊戲，最著名的《金庸群俠傳單機版》更被遊戲迷視作武俠遊戲的經典，而當年版權費只需數萬港元。到了2000年，網絡遊戲興起，金庸的遊戲授權費提升至數十萬港幣，期間先後推出了由台灣開發商研發的《金庸群俠傳網絡版》及《笑傲江湖》。

金庸小說改編價值翻百倍

近年大陸開發商開始關注小說改編遊戲的熱潮，中國搜狐以數百萬人民幣取得《天龍八部網絡版》改編權，並由子公司北京暢遊研發及發行，遊戲上市後大受歡迎，創下年收十億人民幣的紀錄。到了2012年的手機遊戲時代，之前沒人問津的金庸短篇小說，例如《碧血劍》及《連城缺》等，都受到遊戲商追捧，14部金庸小說全數授出，為「明河社」帶來近億港幣的收入。

上年11月，被倪匡評為「天下第一」的《天龍八部3D》手機遊戲正式登陸中國Android及IOS平台，第一個月的銷量額竟然突破1億元人民幣，業界為之嘩然！12月份的銷量額更加突破2億人民幣，成為大陸目前收入最高手遊之一。

天龍八部推手遊 一個月銷量破億

這個重量級的金庸手機遊戲《天龍八部3D》將會於近期回歸香港及澳門，負責這產品宣傳的是項明生，項明生被媒體稱為「宅男教主」，他曾經是Sony PS系列的宣傳推手，項明生會於2月11日遊戲開測日，聯同女神連詩雅及男神王宗堯在「利舞台」舉行「天龍八部3D武林大會」，而屆時漫畫版《倚天屠龍記》主編馬榮成，漫畫版《天龍八部》美術總監邱福龍，漫畫版《射鵰英雄傳》主編李志清會一同出席，揭開這次由金庸帶起的遊戲武林大會。

金庸先生由1955年開始創作《書劍恩仇錄》，直至1972年完成《鹿鼎記》，期間創作了14本驚世巨著，倪匡先生用16個字來評價金庸小說：「古今中外，空前絕後，前無古人，後無來者」，這形容一點也不誇張，金庸的小說影響全球三代華人。我和倪匡先生於2010年成立了「香港小說會」，我們都有一個心願，希望能夠向香港政府申請成立「金庸博物館」，我們相信這個博物館將會成為全球華人朝聖之地，金庸小說絕對是香港人最值得驕傲的文化寶典。

建金庸博物館 遙遙無期

可惜和政府多次洽淡下，得出的結果令人氣餒：第一，為了公眾利益，香港政府不會撥款支持某個人的作品，例如2013年由我策劃的「衛斯理50周年展」就申請不了創意香港的贊助；第二，香港土地緊張，不容易找到適合的地方用做永久文化館，例如「李小龍展館」至今還沒法落實等。我作為一個小商人，不了解政府官僚制度，只是對於相關的官員一方面不斷叫口號支持創新及創作，另一方面又提出不同原因去拒絕保育香港特有的本土文化，我相信再過幾十年後，香港人除了那些冷冰冰的建築群外，那活生生文化寶庫，將會慢慢消失。

施仁毅

Gameone董事長

香港遊戲產業協會主席

富士康「食水深」嗎？

很多時人本來就是口恵而實不至，滿口人權仁義，但最後也只是著重自身的利益。
但當你肯付出多一點時，那利益最後又可否送到你希望的受益者﹖

C觀點- 施永青

富士康「食水深」嗎？

富士康十二連跳後，郭台銘雖親臨深圳鞠躬道歉，但得不到輿論原諒。人們覺得，郭台銘這麼有錢，身為台灣首富，為甚麼只熱衷於不斷賺錢，而不理工人死活？賺這麼多，帶得入棺材嗎？

我相信有這種想法的讀者也不少，但現實是做OEM(為他人的品牌與設計做生產)的盈利十分微薄，遠遠談不上剝削。以去年富士康的業績來看，營業額雖高達七十二億一千三百六十三萬美元(下同)，但毛利只有四億二千八百三十六萬，扣除其他開支後，年內溢利只有三千九百六十二萬，盈利率只有0.5%，食水一點不深。

如果這筆錢郭台銘願意不賺，拿來分給六十萬員工，平均每人也只得六十六美元，分成人民幣也只有四百五十元，相等於每月可以加薪四十元左右。由此可見，要富士康進一步改善廠內生產環境，物質條件並不太足夠，富士康只能從調整管理文化，改善對工人的態度上，去防止再出現跳樓事件。

當然，去年並非富士康的好年，它的業績這麼不濟是受到金融海嘯的影響。零六年它業績好的時候，營業額高達一百零三億八千一百二十三萬，年內溢利七億一千七百八十五萬，比零九年的溢利多18倍。但即使在好年，它的盈利率也只是7%左右。花這麼多的錢，聘用了幾十萬工人，才賺這7%的利潤，絕不算是一份好做的生意。

另一方面，我們如果看看讓富士康為他們生產的那些公司，如蘋果、戴爾、惠普等電腦公司，他們一般的盈利都在雙位數字以上。一部iPhone毛利率更可達70%，但負責生產的富士康，毛利好的時候，也不足10%。究竟哪間公司食水深？哪間公司在剝削工人？請讀者說句公道說話。

但香港的傳媒，卻一味把矛頭指向富士康，對美國的大公司則只曉得阿諛奉承，說他們很有社會責任，在落訂單給工廠的時候，會要求廠方善待工人，注意環保，否則就可能撤單。現實是這類大公司要求多多，就是不肯付錢，他們只會把訂單交給報價最低的公司。這種情況下，廠方為了節省成本，惟有向工人開刀，還要被輿論指責為社會罪人。

其實，大部分中國的廠商利潤都很微薄，他們只要是靠規模賺錢。但規模大，風險亦大；因此，做廠做到破產要走佬的也不少。我也投資過內地的玩具廠與製衣廠，賺埋，賺埋，一次失誤就全部蝕出去。李嘉誠先生佩服郭台銘能把生產規模做得這麼大不是沒有道理的。

富士康去年在中國的生產成本高達六十七億八千五百二十七萬美元(約四百六十多億人民幣)，帶來了大量工人的就業機會，此外它還要建工廠、添機器、買原料，帶動經濟蓬勃發展，而自己卻賺錢不多。因此，我們可敦促富士康改善管理模式，但不宜把富士康弄到辦不下去。即使是要求富士康停產一段時間，對社會也可能弊多於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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貪婪的美國銀行界

十分認同施永青的觀點

獨裁、民主、市場

這是張五常教授的文章：
『獨裁、民主、市場——給阿康與何洋上一課』(2005.06.09）

上海發了神經。只三年前他們公佈的令鬼子佬目瞪口呆的建築專案，今年十一月竣工，可以啟用了。是怎樣的項目呢？是一條六線行車、長達三十二點五公里的東海大橋，從浦東的南匯直伸大海茫茫的洋山島，在那裏建造據說是中國沿岸最大的貨運海港。整體三年又五個月完工，動員六千多人，投資人民幣一百四十三億，大橋的本身占一半。是世界上最長的跨海大橋，但這紀錄只能保持三年：將於二○○八年竣工的、鄰近的杭州灣大橋長達三十六公里，耗資一百一十八億。

東海大橋的設計與算盤打了好幾年，層層拍板拍得快，施工也快。這樣的速度只有獨裁決策才可以辦到。年多前姊姊從多倫多飛訪神州，讀到正開始動工（數月前啟用）的位於浦東的東方藝術中心，美輪美奐，有所感慨，說：「多倫多要興建這樣的文娛中心，規模沒有那麼大，說了十多年，還是遙遙無期，中國是搞什麼鬼的？」

中國是搞獨裁之鬼。當然不是一個人拍板，有專家，有委員，也要層層交代。沒有的是民主投票，也沒有徵求民意。要建公路嗎？中國給外人的印象，是政府拿出直尺，再拿起筆，在地圖上劃一下，然後動工去也。這當然不是實情，但印象如斯也。記得美國要建公路，單是吵鬧、論經費就花上好幾年，環保更頭痛，徵用土地也麻煩，而過了十年八載的議決，動工了，不半途要不是工會鬧事，就是壓力團體反對，或訴之於法，搞得成本上升逾倍，經費不足，最後要更改設計，或索性停工不幹，使中斷的懸空公路高架彷佛巨型新潮雕塑，默默無言地屹立數十載。(是不是有點西九的影子)

說獨裁決策比民主決策快，竣工快，很少人不同意——阿康與何洋也是會同意的。問題是，獨裁會作出錯誤的決策嗎？這一點，阿康與何洋會立刻舉出浦東機場的「磁懸浮列車」的例子，花了鉅資建造，今天血本無歸。該列車起於這裏說的獨裁決策，怎可以算錯那麼多不容易理解。從南京到上海的滬寧公路也算錯：啟用只幾年就要加寬了。我當然不敢擔保，東海大橋的算盤沒有打錯。獨裁當然可以錯，可以大錯特錯。但問題應該不是獨裁可不可以錯，而是錯的機會會比民主投票高嗎？從判斷錯誤的概率看，像賭馬那樣下注，以較少錯為贏，我的錢會押在獨裁那一邊。

寫到這裏，機緣巧合，讀到阿康寫《學券五十年》，說佛利民建議的教育學券制今天有起色。（也是寫到這裏，發覺壹周欠我版稅，因為阿康的大文刊登的看來是一本書的封面的佛利民照片，以及學券建議五十周年大宴的入場券印上的佛老夫婦照片，皆為區區在下於一九八八年所攝。睹照思情，索版稅是說笑了。）美國政府大事資助公立教育，使佛老提出的學券製成了名。但美國的公立教育是怎樣搞起的呢？起于民主投票！說浪費，與美國的公立教育相比，浦東的磁懸浮列車是小巫見大巫了。

阿康的大文的確有點啟發性：《學券五十年》！沒有算錯吧，五十年是半個世紀呀！學券制擺明是政府資助教育的上選辦法，為什麼五十年還不被廣泛採用呢？又是因為民主投票！今天，美國採用學券制的實例不多，而在佛老定居的加州，以民主投票取捨此制起碼兩次，兩次皆被否決，不是輸幾個馬位，而是輸幾條街。壓力團體奔相走告，廣告不盡不實，連思想清晰絕倫與口才雄辯天下的佛利民，身在其中也輸得面目無光。這是民主。

民主的問題不少，而關於決策出錯這個話題，其困難在於投選票而不是投鈔票。投鈔票，投者入肉傷身，不能不慎重考慮切身代價與切身利益；投選票不需要從袋中拿出錢，只模糊地希望他人的錢可以投到自己的袋中去，或模糊地期望某些利益。沒有明確的代價與肯定的回報，不會慎重考慮，容易受到煽動與誤導。

我曾經說過，在某些公共事項上（例如大廈外牆要塗什麼顏色），民主投票可以節省交易費用。我也說過，獨裁的交易費用最低，但可以錯估了公眾的一般取捨。這裏的問題是，建造東海大橋可不是大廈塗外牆，資金與效益遠為龐大之外，這大橋的興建不是品味那麼簡單。社會的整體經濟收益要精打細算。大橋要塗上什麼顏色大可民主投票，但應不應該建造是另一回事了。全不負責的政府，萬事皆休，但受到適當約束而負責的政府，獨裁除了可以避免上述的費時失事，其決策不會因為要討好多方而右搖左擺，或要分餅仔而作出錯誤的判斷。當然還可能錯，可能大錯，但錯的機會比在有團體壓力與影響下的投票為低。當然，官員上下其手時有所聞——這方面，我看不出獨裁與民主有什麼分別。

說到判斷經濟投資的準確性，獨裁與民主皆遠不及市場。市場也可能錯，但投鈔票的市場是直接的價值量度，其準確性考第一是毋庸置疑的了。這裏的問題，是像東海大橋那樣龐大的公共專案，交易費用的存在不容許市場處理。土地與大海的徵用，私人發展商就是有政府的協助也不容易。政府如果處理了這些，可讓發展商競投，而事實上東海大橋的多項工程是由商人競投處理的。問題是：東海大橋的興建與否，怎可以由市場決定呢？如果交易費用是零，或夠低，所有未來的大橋使用者可以預先出價，簽訂未來合約（forward contracts），私人發展商於是獨資或合資地競投，政府只協助徵收土地與提供海域就是了。還可能出錯，但錯的機會甚少，因為所有未來使用者簽上 forward contracts，大橋的價值為何極為可靠。困難是交易費用存在，這些合約可想而不可求也。

我是四十年前在洛杉磯加大與芝加哥大學接受經濟學訓練的。這兩處當時被認為是市場經濟的聖殿。於今回顧，當年的師友差不多包括二十世紀的信奉市場的所有大師了。離開這兩所聖殿一兩年內，我在想，市場不能辦到的，政府不要幹。後來改變了主意，同意郭伯偉、夏鼎基等人的看法：市場可以辦到的，政府不幹。再後來的想法——今天的想法——是市場不能辦到的，政府要考慮幹不幹，甚至考慮大幹特幹。這觀點的轉變，是經過多年在公司理論上的苦思而得到的結果。公司與政府的性質相同。既然市場不能辦到的公司可能辦到，政府也有類同的職責了。只要記著郭伯偉還是對：市場可以辦到的，政府不幹。

功能組別可即時撤銷嗎？

這是施永青在 07年3月9日『C觀點』中的文章：

民主派對立法會內存在著功能組別的代表非常不滿，非除之而後快。因為功能組別只屬社會上不同的小圈子，但立法會則代表社會的整體利益，之間常會出現利益不一致的矛盾。再者，有些商會性質的功能組別，其代表根本不是一人一票選出來的，而是由公司選出來；有些老闆錢多，一人可以成立多間公司，以擴大自己在商會的影響力，很不公平。

從以上的角度來看，功能組別的存在，的確有問題，此之所以基本法也得接受立法會的議員最終應由普選產生。社會現時爭拗的，是何時才是適當的時候去撤銷立法會內的功能組別的代表。

毫無疑問，功能組別的存在，主要為了反映社會上既得利益者的需要，始作俑者是港英殖民地政府。當初，連選舉的過程也省卻，全都由港督任命算數。那時，立法會內只有兩類代表，一是殖民地政府的高級官員，二是所謂社會賢達，其實主要是富商，基層根本沒有代表。

67年暴動之後，殖民地政府為緩和社會矛盾，才逐步增加立法會內的非官守議員；到英政府確定97中國必會收回香港之後，才逐步引入民主選舉，提倡還政於民。但97之前，依然保留功能組別，因為既得利益者的權勢若一下子被撤銷，一定會破壞社會的勢力平衡，導至社會動盪。

就是這個原因，英國至今仍行君主立憲制，一直保持上議院。上議院的存在，最初就是為了照顧封建貴族的利益，以緩和貴族階層對代議政制的反抗。當年英國的民主派似乎忍耐力比香港的民主派高，竟容許上議院的代表世襲，連小圈子選舉也沒有。

近年，英國的上議院也進行了不少改革，引入了更多的民主成份，但其過程也是緩進的，社會並沒有為這個問題弄到壁壘分明，民主派亦沒有把問題上綱上綫，非第一時間以抽象原則去處理現實問題不可。

香港是資本主義社會，資本家的利益必須得到充份照顧，社會才能穩定發展。若是不顧資本家的利益，迫他們到別處投資，基層靠甚麼去維持生計？現實是社會上大多數人要為資本家打工，總不成以後都改為替政府打工。

民主派認為，引入民主政制不會嚇走資本家，大部分民主國家在經濟上都是行資本主義的，而且行得不錯。問題是香港的政黨政治還相當幼嫩，代表資本家的政黨還未學會玩民主遊戲，不可能在直選中爭得足夠的席位。若不用功能組別作政策傾斜，立法會內一定會是民粹派主導，屆時，資本家的利益一定會被犧牲。我年輕時也熱衷於鬥資本家，這種事幹起來確實痛快，只是後果嚴重。因此，站在社會的整體利益來考慮，現時尚未有條件全部撤銷立法會內所有功能組別的議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