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末人」革命：香港新生代的民主追求

我會擁護對自由、公平的追求，但對最近新生代及那些極端本土意識的所謂理想公義主張卻有無明的厭惡，今天看到這文或多或少可解釋為何我會感到厭惡，因為他們常說是為港人未來爭取公平公義，但我看到的是自私的一群，只是在追求個人利益，就如最近有支持佔中的人一邊話警察，一邊卻因警察人工高而去投考，佔中是以挷嫁他人利益來爭取自己的訴求，所以他們就義正詞嚴的樣子叫別人犧牲，說甚麼我們都只不過是為你爭取權益，但當面對自己的利益時，他們卻又是另一個樣。

筆陣﹕「末人」革命：香港新生代的民主追求 ／袁彌昌

【明報專訊】

美國政治經濟學者法蘭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在1992年的著作《歷史的終結與最後一人》（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中指出，西方自由民主政制的到來，可能是人類社會演化的終點，是人類政府的最終形式，但人們只管一味套用在前面的「歷史的終結」，卻經常忽略了在後面的「最後一人」。

無論是「最後一人」（台譯）或「最後之人」（中譯），其實皆指「末人」這概念。「末人」是德國哲學家尼采於他的《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中提出與「超人」對立的概念——所謂「末人」是生活於安逸與自滿中，絲毫不懂得由痛苦和孤獨中提升自我的人，他們始終眨着眼睛，認為自己「發現了幸福」，滿足於晝夜間的「小快樂」，「珍愛健康」，害怕過度勞累。也就是說，他們把自己當作最終目的，除了個人安樂之外，缺乏任何精神追求。

香港奇蹟創造「末人」

福山之所以透過「歷史終結論」復活了「末人」這概念，就是擔心自由民主時代會變成「末人」世界：現代公民們最終滿足於自由民主社會中人權和福利等概念所保障的一切「小快樂」，而無法超越自身，失去了創造歷史的動力。

筆者認為，「末人」概念有助我們了解香港新生代與上一代在精神或價值上的差異，亦可透過它來了解香港新生代的民主追求的本質。

不少人都認為，香港新生代與上一代的最大分別，反映在兩者之間的拼搏精神的差異上。儘管人們經常將這種拼搏精神簡單解釋為「為兩餐」，但我們不能抹殺這種「為生活我可以忍」的拼搏及犧牲精神，實際上也是一種精神追求——他們願意為了家庭及子女，而犧牲自己的享受，並戰勝競爭對手——就是這種精神，令上一代成為了資本主義社會裏得以生存的「適者」。因此，他們不是尼采所描繪的「末人」。

不過，由於香港經濟起飛及社會環境持續好轉，令新生代有機會成長於一個物質豐富的環境裏，而他們的家人亦盡可能滿足他們的要求，令他們得以生活於安逸與自滿中，認為自己「發現了幸福」，但同時亦失去了拼搏精神及其他精神追求。如果福山說自由民主創造了由一種欲望和理性組合而成，但卻沒有抱負的人，那麼香港的經濟奇蹟也創造了這種「末人」：他們「把自己的優越感無償獻給舒適的自我保存」，「他們沒有任何獲得比他人更偉大的認可的欲望，因此就沒有傑出感和成就感。他們完全沉緬於自己的幸福而對不能超越這些願望不會感受到任何羞愧」。

對於認為自由民主是人類社會演化的終點的福山而言，「末人」世界頂多是人們精神沉淪，可悲一點而已，至少生活不會受到威脅，但對於香港的「末人」來說，他們的光輝歲月卻稍縱即逝。回歸後，香港經歷了眾多危機，經濟環境愈趨嚴峻，而同一時間，中國崛起亦令香港在政治與經濟上，無可避免地受到大陸的影響與挑戰——這些改變令他們一直視為當然的「末人」生活，再難以得到保障。

藉區隔陸港保障「末人」生活

因此，新生代的政治訴求亦反映出他們把自己當作最終目的，以自我保存為主的價值觀，其目標是保障他們的「末人」生活，使之不受任何因素影響。因而他們要求「命運自主」，希望藉民主來保障他們固有的生活模式，亦同時令區隔陸港兩地成為他們的政治主張的重要一環，因為這是影響他們生活的最關鍵因素。對他們來說，無論是民主、本土主義或港獨也好，全都可以視為達到區隔的手段，而佔領運動亦只不過是他們為了保障自己生活的「末人」革命而已。

由此可見，新生代的民主追求是不同於上一代的民主追求的，在佔領運動中亦有不少地方可印證這一點。首先，早在佔中三子籌劃佔領行動時，學生們已在籌劃自己的佔領行動，並於運動爆發後成功將三子邊緣化，主導了整個運動，後來又不聽勸告，與三子決裂，不惜玉石俱焚也要繼續佔領下去，卻又不肯承擔責任，這一切反映出他們只在乎自己的心態。而新生代認為他們已進入所謂「後物質時代」，也可以理解為「末人」心態的一種延伸，認為物質生活是理所當然。

同樣值得留意的是，如果按照福山的說法，自由民主將產生「人人相同，人人平等」卻「沒有抱負」的「最後之人」，那麼即使最終能達至民主亦可能非香港之福。事實上，香港乃「四戰之地」，前面要面對全球競爭，後面則要防範大陸取而代之，所以最容不下的，就是導致無法超越自身，失去了創造歷史的動力的「末人」心態——假使能夠擺脫這條「末人」之路，香港應該還有可能殺出一條血路，否則窮幾代人努力建設的香港，很可能會斷送在一代人手裏。

袁彌昌

中文大學全球政經碩士課程客席講師

本末倒置

有學生支持者批評要求王俊杰表明是否支持港獨這種要求人人表態的思維是危險的，我同意要求人人表態的思維是危險，但事實上那些人在佔中及國教運動其間出現要求政治不熱中或沒有明顯政治立場的娛樂中人、商人甚至一般人表態的現像不但沒有作出批評，有些人更指責不表態的人，你唔出聲讚同佢哋都係有罪。

現在這些支持學生的人卻反過來對政治有明顯立場，熱中對政治發表意見的人，說要求他們表明港獨立場是危險的，這明顯是本末倒置，因為我們不是要一般人作出表態，而是要意見領袖或意見發表者表明本身立場，從而讓接收意見的人更能分析意見的真偽或徧差。

就如我們會要求財經分析員或專欄作家，要聲明有沒有持有發表意見的股票，讓讀者權衡分辨當中有沒有利益、意見的可信性，進而持有或賣出股票，而不是反過來要一般大眾聲明是否持有股票。

敢做不敢認

以下是明報的節錄，很明顯王俊杰是避重就輕，不敢直接答記者的問題，若他說梁振英扣他帽子，不如說王俊杰扣人帽子，不許人反對他的主張及論述還正確點，敢做不敢認，不許對方批評反駁似乎是時下一些所謂民主人事的做事作風。

【明報專訊】對於特首梁振英在《施政報告》批評《學苑》 多次鼓吹港獨，並點名批評學苑前副總編輯王俊杰，王俊杰接受訪問時反駁，「若無人有獨立、脫離北京管治的想法，我們如何煽動港獨也無法成功」。王批評，梁今次的做法是濫用施政報告時間批評學苑；被問及他是否支持香港獨立時，王回應指不會在公開場合談論個人政見....

(事實上從個人接觸到的人上，或是佔中時做的民意調查，港獨不是沒有市場，但那些所謂民主派或是支持者似乎都不以為然，說是沒有其事，中央不可誤讀民意，我想這樣自欺欺人不但不會減低中央的介心，反而不能看到解決中央及香港關係問題的出路..)

P.S. 不認不認還需認，王俊杰之後在其他場合表明個人支持港獨，但還是說《學苑》 不是鼓吹而是探討港獨，但探討跟主張也只是一線之差，如在所謂的「探討」中是偏向單方面的論述...沒有反方的論述...那探討就跟主張沒分別，「探討」只是在掛羊頭賣狗肉。

C觀點 - 施永青 主權易變 文化範式難變

塔爾科特．帕森斯認為，社會的存在，依賴其系統中的四種功能的充分發揮。這四種功能包括：(i)Adaptation(適應)，(ii)Goal Attainment(達標)，(iii)Integration(整合)，(iv)Latency(維式)，簡稱AGIL。前文已介紹過前三種功能，今 天繼續講第四項。集中講香港回歸後，英國人留下的西方文化範式對主權轉變的排斥。

帕森斯認為，社會系統複雜，矛盾眾多，單靠法治不足以完善地處理好這些矛盾；要整合社會的力量，還需要有與社會的政治及經濟系統相應的文化意識，在人們的生活取捨中，作出全方位的配合。

意識形態是長期潛移默化的，它不是一蹴即成的，也不會因主權回歸而立即改變。帕森斯稱這種功能為Latency，就是因為這種功能是潛伏的，不易察覺，卻力量很大，且非常頑固。
英國人能夠在香港進行一百多年的殖民統治，並非全靠炮艦與警察，它還引入了西方的宗教信仰、西方的文化藝術、西式的生活習慣與社會時尚，令香港人逐步接受英國人的管治，甚至甘之如飴。

港英政府透過他控制的教育制度，設計課程，決定青少年可以接受到哪類型的資訊，以規範他們的思維模式。於成年人而言，港英政府亦設計了一套社會階梯與職業 途徑，令想升職改善生活的人、想建立社會地位爭取成功的人，都得努力學習英文，適應英式文明。久而久之，香港社會就形成了一整套西式的意識形態，主宰了香 港人的價值取向。

幸好回歸是在中國改革開放後進行，以及鄧小平願意作出相當多的妥協，否則香港社會原有的Latency，一定會與主權轉變產生更大的衝突。一國兩制令香港 在經濟上保持了大部分的Adaptation的能力，因為我們可以繼續行資本主義與自由市場。在Goal Attainment方面，個人奮鬥依然受到鼓勵，但政治訴求則受到遏抑。幸好法治仍保全得相當好，社會上的非政治性矛盾基本上得到梳理。可是，佔中使香 港人驚覺，法治無法梳理政治矛盾。中方只餘政治讓步與武力鎮壓兩個選項。

回歸後政治矛盾突顯的一個重要原因，是英國人留下的Latency與中共的文化意識根本是南轅北轍。表面上中共也在行市場經濟，甚至可以說在行資本主義。 但西方的資本主義是以個人為基礎的，但中式的資本主義卻是以國家為主導的，前者崇尚自由，後者依靠威權。前者對後者必然有所排斥。

此之所以，回歸後特區政府在施政時不容易受到文化界的支持，難以在輿論上佔領道德高位，處處舉步維艱。以至97後，香港的發展明顯沒有英治時代那麼順暢。塔爾科特‧帕森斯的社會結構功能理論，可對此作出強而有力的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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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觀點 - 施永青 法治有整合社會功能

前文已介紹過塔爾科特‧帕森斯的AGIL理論中的Adaptation(適應)與Goal Attainment(達標)的社會功能，今天續談Integration(整合)的功能。

人類社會是一個複雜系統，大系統內還有很多次系統，這些系統既獨立，又牽連；既矛盾，又互適；有時互相促進，有時互相制約。正如一個人，既是社會的成員，又是公司的僱員；既是別人的兒子，又是朋輩中的「大哥」；其言行會同時受所處的不同系統所影響。

這些錯綜複雜的系統之間不可能沒有衝突，為了避免社會因糾紛得不到恰當的處理而分崩離析，社會必須發展出一套整合矛盾的方式，這就需要有司法制度。

按帕森斯的說法，法治的基礎是先要界定產權。這樣才能避免因爭奪資源而產生無休止的衝突。再者，交易亦需要在產權獲得界定後才能進行。有交易才有市場，才能透過市場機制進行公平競爭，推動經濟發展。

另一方面，社會亦需要為人權下定義，這樣，政府才能在有認受性的情況下組成，才能有效地去處理公眾事務。此外，社會還需要有一套合乎公義的會議程序，以決定如何滙聚眾人的意願。

有了這些基礎之後，社會就可以發展出一整套司法制度，讓成員知所行止，令社會的矛盾不會惡化。

英國人為香港留下的，可不只是一套可以依據的律例，而是一整套法治的理念與司法程序。香港的回歸能進行得相對平穩，與特區政府基本上原封不動地承繼了原有的司法系統有莫大的關係。

回歸後，雖有人危言聳聽，說香港的法治已死，但世人仍公認香港的法治達國際一流水準，而港人亦可以如常在香港生活與做生意，不覺有失去法治的實質威脅。直到佔中運動的出現，香港人才真正感受到失去法治的害處。

佔中運動挑戰的可不只是個別「惡法」，而是侵犯了整個法治的根基——產權、人權與政府的執法權。

佔領區的物業，地契上列明有Right of way，但現在佔領者卻不容停車場的車輛出入。這分明損害了這些物業的產權。現在政府卻無法加以維護；法庭出了禁制令，佔中者卻一樣藐視。這樣發展下去，誰敢在香港置業？

其實，損害產權等同損害人權，因為人權的一項重要內容，就是個人的財產應獲保障。此外，人人都應有追求幸福的權利，但現在佔領區生意難做，怎會不妨礙別人追求幸福？

佔中者把自己的行為說成是公民抗命，但公民抗命只是個人行為在道德上的解釋，用來拒絕遵守某些個人不認同的法令還講得通，但絕不可以借此損害他人的產權與人權。

再者，佔中者現時在爭取的是憲政改革，本應獲社會上絕大多數人贊同才有條件實施，不宜用佔領交通要津的方式去逼其他人就範。如果祭起公民抗命的旗幟就可以欲所欲為，只會天下大亂，令法治失去協調與整合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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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觀點 - 施永青 回歸後香港欠共同願景

一連幾天，本欄試圖借塔爾科特‧帕森斯的AGIL理論，分析香港回歸後出現的社會系統失調。

昨天我先由Adaptation(適應)的角度，試圖解釋為何回歸後，香港的經濟發展步伐會逐步減慢，原因可能與民間的強烈反共情緒有很大的關係。正是這股情緒，令香港人抗拒與中國融合，無法善用中國的崛起來發展香港的經濟。全世界都搶著做中國生意，但在香港做內地生意，卻常要背上道德包袱，被指為賣港媚共。在這種壓力下，香港的適應環境，善用資源的能力自然下降。

今天，我再由Goal Attainment(達標)的角度，試圖解釋為何社會失去共同願景，沒法有凝聚力。港英年代，殖民地政府成功地讓大多數市民接受了獅子山下同舟共濟的精 神。這類所謂的共濟，其實主要是各自努力，以改善生活質素。殖民地政府並沒有引導市民去追求一個更理想的政治制度，因為市民一旦在政治上有所覺醒，一定不 會接受殖民地統治。所以，他們在社會上營造一種忌談政治的氣氛。當年，大部分香港人都是缺乏政治訴求的經濟動物。

不過，這也難怪香港人，因為當時香港的生產力仍相對落後，大部分人教育水平不高，只能在工廠打工，為口奔馳已耗盡精力，沒有閒心爭取政治上的訴求。當時， 大部分人的目標很簡單，就是「少做工夫，多歎世界」。連大學生也只曉得集中力量搞四仔運動──車仔、屋仔、老婆仔、BB仔。港英政府成功地為香港社會界定 了目標，並為社會成員提供了一個有機會完成目標的環境，所以社會顯得相對穩定。

到英國人知道中國一定會在1997年收回香港後，他不甘心把一個這麼容易管治的香港交還中國，派來了一個不一樣的港督彭定康，引導香港人要作民主訴求，要追求一個公平、公正、公開的社會，讓民主種子有更好的發芽環境。

英國人統治了香港百多年，在英國早有民主後，仍不在香港推行民主，為何突然「轉性」？說穿了就是不甘心放棄這個殖民地。既然中共不肯以主權換治權，那就讓中共嘗嘗治港的滋味。彭定康留下一招，叫中共至今仍窮於應付。這招就是民主抗共。

回歸後，香港民間在生活目標上出現了嚴重的分歧。有人繼續搞個人奮鬥，以改善個人與家庭的經濟狀況為目標；有人則認為應先改革社會制度，引入民主憲政，否則一切個人的奮鬥都沒有保障。佔中後出現的社會分化，基本上就是因為大家想達至的目標不一樣。

社會要有平衡持續的發展，必須讓成員有一個共同的願景，否則社會的力量就無法凝聚，甚至會出現內耗。可惜，回歸後，特區政府在這方面都不太成功。中共在制 訂治港政策時，必須看到兩個基本事實：(i)香港人的教育水平已提高，會有較強的自我意識；(ii)現時社會提供的個人奮鬥空間已愈來愈小，很難期望年輕 人繼續迷頭迷腦搞「四仔運動」，而不作政治上的訴求。正確的做法是為香港描繪一個大多數人都願意去努力的願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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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觀點 - 施永青 回歸後香港未能適應

昨文介紹塔爾科特．帕森斯的社會結構功能範式——AGIL︰adaptation(適應)、Goal Attainment(達標)、Integration(整合)、Latency(維式)；由於篇幅關係，只籠統地接觸一下，今後會逐一結合香港的情況加以闡述。

回歸後，香港社會明顯出現不適應的情況，原因與上述四大功能的失調有密切的關係，今天先談經濟發展方面的情況。

帕森斯認為︰一個社會要長期生存並保持平衡，必須能在經濟發展上適應環境的變遷，善於利用周邊的資源，為社會的成員提供所需的商品與服務。

香港人向來以適應能力強而聞名，但回歸後卻適應能力大減，甚至有抗拒適應的跡象。原因是今次主權回歸，基本上是由外力造成的，而港人自發的內因不足，強摘的瓜不會甜。

香港人很多都是從內地來的難民，他們為了逃避中共政權才來到香港，怎會歡迎再度納入中共的管治。鄧小平深知港人的這種心態，才在策略上作出退卻，容許香港先行一國兩制，試圖平息香港人的抗拒情緒。

回歸後，中共容許香港可以繼續行資本主義，私有產權亦受到法律的保障，所以民心基本上得以穩定下來。急於移民的人漸少，已移民的亦逐漸重回香港生活。然 而，香港人心中的憂慮——中共最終會以他們的一套治港，總是沒法放得下。社會上總有批人，以疑共、恐共、仇共的心態，對待中央政府與特區政府的政策；一些 專與政府對着幹的言行，常被輿論視作有助於維護港人原有的生活方式與傳統價值。這種強烈的抗拒情緒，嚴重影響了港人客觀地觀察環境的能力，對時空轉變的適 應能力因而下降。

改革開放後，中國的製造業發展神速，香港的製造業沒有條件與內地競爭，只好轉而發展服務業，主要是金融服務與專業服務，而服務的對象亦由歐美國家變成中國大陸。然而，香港就有一些人對這種轉變感到不舒服，甚至有所抗拒。

他們不想香港的上市公司中大陸公司愈來愈多；不想香港的金融政策遷就內地的需要。他們甚至認為應該恢復製造業，以減少對金融業的依賴。

他們怕內地人來港購物多了，商舖會不願做港人生意；港人不但買不到樓，連奶粉也買不到。他們認為做大陸生意的人會賣港媚共。不可信賴。

他們反對建高鐵，反對新界東北發展，反對機場擴建，原因都是因為擔心政府在配合大陸的需要，而非港人的需要。

然而，香港的服務業要發展，怎能不去配合內地的需要？其他國家都搶着想做大陸生意。香港卻因抗共情緒而沒法利用自己的有利環境。這樣發展下去，香港社會的適應能力會下降，經濟增長能力會下降，年輕人向上流動的機會亦會減少，他們將很容易就成了反建制力量的生力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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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觀點 - 施永青 從社會系統論看回歸

施先生一連寫了幾編從社會系統論看回歸，個人覺得甚有參考價值

中國收回香港的主權後，在香港推行一國兩制。如果中國政府肯實事求是的話，不難看到，這個嘗試並不算完全成功。

基本法是一套全新的憲制，要把它加諸香港社會之上，無可避免是有難度的。歷史上，一個社會要推行新憲制，要麼靠武力壓服，要麼靠逐步演變。

英皇制誥能在香港落實，先得靠炮艦從清廷手上奪取香港的主權與治權，繼而用殺頭的方法鎮壓香港原居民的反抗，其後還得不斷調整以適應香港的特殊環境。但基 本法的推行，既沒經過法國革命或美國獨立式的暴力強行；亦沒法透過普通法的方式逐步修訂，以致問題層出不窮，佔中只是其中一個例子。

擺在中國政府面前只有兩種選擇，一是武力鎮壓，繼續在香港強推基本法，另一是因應回歸以來出現的新情況，對基本法進行修訂。從中國政府的行為去觀察，他們 選擇前者的機會正在增加。然而，從社會系統論的角度來看，單是靠武力鎮壓，只能收一時之效；一個社會要有平衡穩定的發展，還得看其他四大功能可否順暢發 揮。社會學家塔爾科斯．帕森斯(Talcott Parsons)稱這四大功能為AGIL─Adaptation, Goal Attainment, Integration and Latency。

帕森斯早期讀生物學，他把社會也視作為生命體，是一個複雜性的互適系統，大系統內又有很多既獨立又互相牽連的次系統及次次系統，形成一個多維的系統網絡 (cybernetic)。這些網絡的結構可產生上述的四大功能。一是適應功能(Adaptation)，二是達標功能(Goal Attainment)，三是整合功能(Integration)，四是維式功能(Latency)。可惜，回歸後這四大功能都未算發揮得很好。

從Adaptation的角度去看，香港既然已回歸中國，香港社會應設法適應這個新處境。但香港有相當一部分人卻沒法調整自己的抗共情緒，傾向對一國兩制 採取不合作的態度，令社會上存在著一股很大的反建制力量。正是這股力量令香港更加難以適應自己的新處境。帕森斯認為社會的適應力對經濟發展影響至大，香港 近年的競爭力已輸給新加坡，與此很有關係。

從Goal Attainment的角度去看，香港人以前崇尚個人奮鬥，人生不外是搵錢、買樓、結婚、生子，肯努力不難達標；現在有愈來愈多的人，把精力放在社會改革上，那就很難取得滿意結果，社會上的怨氣因而大增，不容易穩定下來。

從Integration的角度來看，司法制度是整合社會內部矛盾的最有效工具，香港在這方面一向做得很好；雖然不時有人危言聳聽，說香港的法治已死，但實質上遠未有這麼嚴重。到今次佔中，香港的法治才真的受到挑戰，但這只是一時現象。法治仍是香港穩定的主要基石。

從Latency的角度而言，帕森斯把它視作是一種潛在的文化力量，它是維護社會模式的主要力量，是一個社會的軟件。很明顯這副英國人留下的軟件，對一國兩制不但不能起協調作用，甚至可令矛盾激化，令基本法更難在香港推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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