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已經不一樣

今年不少基金經理或投資高手如東尼、畢非得、惠理基金及下文的米勒都有不少投資損失，以前十幾二十年可行的投資策略都不能應用，今天一直強調長線投資的東尼也說了一句：『是投機客又如何？』，這個世界可能已經不一樣了。

金牌基金經理遭遇滑鐵盧
在共同基金行業摸爬滾打近二十年後﹐米勒(William H. Miller)為自己打造了這個時代最出色共同基金經理人的聲譽。然而﹐就在過去短短一年時間里﹐這個榮譽就被他毀掉了。

由於在其他投資人不敢涉足的股票上屢屢斬獲﹐米勒所在的Legg Mason價值型信托基金(Legg Mason Value Trust)在1991-2005年期間年年跑贏大盤﹐這一成就讓其他任何一位基金經理人都難以望其項背。

一 年前﹐當住房市場危機開始影響金融市場的時候﹐米勒迎來了施展身手的機會。他從自己爛熟於心的股票裡挑選了美國國際集團(American International Group)、Wachovia Corp.、貝爾斯登(Bear Stearns Cos.)和房地美(Freddie Mac.)。當這些股票連連下跌的時候﹐他認為投資者反應過度了。他還在買進。

他本以為那次危機是一次大好的賺錢機會﹐結果危機卻變成大蕭條之後最慘重的市場潰敗。許多價值型信托基金或多或少都大傷元氣。雖然15年來他與大眾反向操作的決定都證明是明智的﹐但這次卻栽了。

金融危機讓各種類型的投資者都一敗塗地﹐從負擔不起次級按揭的房主、貸款給他們的銀行到按揭抵押證券的買家……而隨著金融市場最終一蹶不振﹐幾乎所有持有股 票的人都在吐血。但它也讓類似米勒這樣因為總能領先市場一步而被奉為偶像的反向操作派大受打擊。這次重創給米勒和其他“價值”投資者帶來了教訓﹐那就是： 某只股票或許看上去便宜得不可思議﹐但有時那是有充分理由的。

今年58歲的米勒在巴爾的摩Legg Mason Inc.總部接受採訪時說﹐從一開始我就沒能恰當地估計到這場流動性危機的嚴重性。

米勒以前曾從市場恐慌中賺錢。但他說﹐這次他沒想到危機會這麼嚴重﹐基本面的問題如此之深﹐以至於曾貴為市場領頭羊的優質上市公司居然統統倒下了。“我還是缺乏經驗”﹐他說。

據晨星公司(Morningstar Inc.)的數據﹐一年前﹐他的價值型信托基金管理著165億美元資產﹐現在﹐連虧損帶資金贖回﹐只剩下43億美元。價值型信托基金的投資者過去一年共損失了58%﹐比標普500指數跌幅高20個百分點。

這些損失讓米勒的價值型基金多年來好於大盤的表現被一筆勾銷。據晨星的數據﹐該基金目前在同類基金的最近1年、3年、5年和10年期業績表上均排在最末檔。

管理顧問及風險資本投資人、持有該基金的科恩(Peter Cohan)說﹐我當初怎麼不索性將錢扔出窗外﹐然後點火燒掉呢？他說﹐米勒的投資策略一向奏效﹐但這次失靈了。

米勒的選股清單就像是這次股市的“烈士榜”﹐上面有：華盛頓互助銀行（Washington Mutual Inc.)、全國金融股份有限公司（Countrywide Financial Corp.）和花旗集團(Citigroup Inc.)等。

米勒在Legg總部大樓里一家私人俱樂部吃午餐時說﹐“每一個買進股票的決定都是錯的”。在位於16樓的餐廳里﹐米勒背靠牆坐著。他說﹐這是他七十年代在美國陸軍情報部門工作時養成的習慣。“真是可怕﹐”他說。

米 勒是Legg Mason Capital Management的董事長﹐該部門旗下有6只共同基金。他本人負責其中的價值型信托基金和規模較小的機會信托基金(Opportunity Trust)。雖然米勒所在部門管理的資產額在Legg Mason的8,400億美元中僅佔約280億美元﹐但Legg Mason的聲譽跟它的這位金牌大明星緊密相聯。Legg的股票今年下跌了75%。它的困境對股權投資公司Kohlberg Kravis Roberts & Co.造成了影響﹐後者今年早些時候購買了Legg價值12.5億美元的股份。

龜兔賽跑

今年以來中國的出口增長大約是20%，但越南和印度都有約30%的增長。

上年開始中國領導人都不斷說要產業升，要高科技、高增值，淘汰低增值及勞動密集的出口加工業，現在工廠關閉，工人失業，正是求仁得仁，但現在就推說是金融海潚的影響，要是比較其他國家，我們卻實在是跑慢了。

假如一個外國人做了中國的部長

對於梁這編文深有同感，只是在去到接受一個外國人做中國的部長之前，我們又是否應先想想接受非漢族的中國人做中國的領導人，你看到一個白皮膚的維吾以族人做中國國家主席又會怎樣想？

AM730專欄 - 觀念(梁文道): 假如一個外國人做了中國的部長
比起新加坡，美國更吸引人的地方在於它的制度和土壤的開放；假如一個非洲移民的第二代都能當總統，那還有甚麼是不可能的呢？雖然自從「九一一」事件之後，很多人都感到美國的大門正在日漸收窄，但是又要看看它各行各業高端階層人才分布的那種族群紛雜膚色參差的景象，便能發現美國始終是一個移民傳統深厚的國家。畢竟，能夠使它打贏第二次世界大戰，並且在戰後躍居世界領袖之位的本錢，就是一群群渡海而來的移民。

美國也是諾貝爾獎的大贏家，它生產出來的諾貝爾獎得主數目乃世界之冠，這裡頭起碼有一半是移民或者移民第二代。就拿所有獲得諾貝爾自然科學獎項的中國人來說吧，在得獎的時候他們全都擁有美國國籍，其中有最後給予他們良好研究環境和資源的，卻是這片大洋彼岸的「僑居地」。

為甚麼是美國──而非中國，能讓這些中國人摘取學界桂冠？何時我們才能見到一位在中國本土的學術機構做研究的中國學者得到殊榮呢？這是很多愛國心切的中國人都曾問起的老問題。可是在我看來，我們還可以從一個相反的角度提出另一個問題：甚麼時候我們才能見到一位任教於中國大學的日本學者、英國學者，甚至一位美國學者贏得諾貝爾獎呢？

假如我們的學術體制和環境非常優秀，不只可以吸引已成名的外國名家來這裡過半退休的講學生活，還能引來一群正處黃金歲月的青壯學者到此鑽研學問，那麼我們也一定能孵育出頂尖的中國籍學者。

只不過到了那時候，「代表」中國去領諾貝爾獎的人在人種上是不是中國人已經不重要了，因為這個國家的土壤豐美，社會開放，真真正正不負大國之名。

面對人才流出和移民的現實，要思考的課題不只是他們愛不愛國，也不只是怎麼留住他們，更是如何不讓中國成為全球人才競爭的淨出口國。同時我們也許要調整一下心態，換掉那種常見的種族性愛國主義；想想看要是有一天，一個長得像外國人的人說著一口流利普通話，出現在央視新聞聯播的主播台上，甚至當上了國務院的部長；我們是不是承受得了？

說起大國，我們時時想起唐朝。的確，唐是當時世上最強盛的國家之一，首都長安的規模在很多年後才被後來者超越。不過，它還是這樣的一個帝國：商人巨賈不乏碧眼白膚，政府官員有日本和新羅的留學生；最受朝野歡迎的詩人則出生自國界西陲，身上可能還有胡人血統……(如果李白活在今天二之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