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開始

 一直認為香港可以是中國大陸民主化的試驗場，之前的選舉及政治制度可說是以失敗告終。當反對派可以利用選舉來阻止政府及社會正常運作以逹致一己的政治目的，而不懷好意的國家也可以輕意地在議會找到代理人，這樣的制度在香港已證明在中國複雜的國情下是行不通。

從中國歷史上看，分離主意從來都跟統一意識相爭，而現時國際環境就更助長中國的分離主意，西方雖然放棄了植民主義，但對其他國家輸出意識形態尋找甚至安插利益代理人一直沒有停止，他們所宣傳的民主政制正好適合他們安插代理人。

但反過來說，中國大陸現在的政治制度我是覺得有民主化的空間，正如之前說無限制的直接選舉在香港已證明是行不通，那麼現在的建議是在設置一定限制下推行直選，這可能是一個出路。

當前形勢突顯阻止「袋住先」的不是

其實我也不明白泛民為什麼這麼熱衷參與他們一直反對及不認同的小圈子選舉，或許那些政客還是喜歡玩弄手上的權力，不用不舒服，而且記得之前泛民反對「袋住先」的理由之一是特首選舉若有一點進步可能會減少未來市民爭取他們所謂真民主的動力(說穿了只不過是怕之後支持少了)


當梁振英尚未宣布棄選的時候，我碰到一位泛民的活躍分子。他把梁振英的不是鞭撻一輪之後，然後對我說，香港人一定要阻止梁振英再次出來競選特首。

雖然我不是梁振英的「粉絲」，但不覺得我有權去阻止一個合資格的香港人出來競選特首。我本應可以做的是在投票選特首的時候，不投我的票給他。很可惜，我的一人一票選特首的權利卻給泛民奪走了。否則，我們怕甚麼梁振英再出來參選。他這麼不受歡迎，即使參選也不可能當選！我於是反問那位泛民活躍分子，為甚麼當年你們要阻止香港人「袋住先」？袋了就可以由人民投票去決定梁振英能否當選了。何須四處動員港人加入泛民的反梁大合唱？他可能覺得自討沒趣，沒作回應就掉頭走了。

最近我又碰到這位泛民活躍分子，今次他不用唱衰梁振英了；而是轉而把矛頭對準林鄭月娥，說她是梁振英2.0。他說，民意已十分清楚，香港人大都支持曾俊華，叫我也一起來支持曾俊華。

我說我該有的投票權也被他們奪走了，還可以怎樣支持？如果香港人可以一人一票選特首，有民意支持的曾俊華自然會當選，可見當年他們阻止港人「袋住先」實在不該！

這次，他有備而來，搬出了泛民自圓其說的標準答案想忽悠我。他說，袋住先有甚麼用？北京會利用提名門檻把曾俊華篩走，變成港人有一人一票也不可以投給曾俊華。其實類似的說法李柱銘等人去英國遊說英國的國會議員時也提過出來。英國議員的回應是，尚未發生的事情你怎可以這麼肯定？李柱銘一時語塞。

不過，今次泛民似乎早已為此想好了答案，可以把自己的推論演繹得詳細一些。他說，提委會控制在北京的手裡，要獲得一半以上的提委支持，即600票以上才可以出閘讓港人投票，曾俊華一定沒有機會。

我說，你們自己的行為已證明你們的說法不成立。不要說提委會的組成方式與操作方法將來還有機會進一步改善，就算是與現時的選委會一模一樣，泛民現時能在選委會做得到的事情，將來在提委會一樣有機會做得到。泛民一樣可以先爭取在提委會增加泛民成員的比例，然後爭取建制派的提委在不記名投票時反戈，改為投票給泛民屬意的候選人。

如果這樣的事情泛民今天在選委會也認為值得做，將來在提委會一定更值得做，因為泛民屬意的人要在提委會出閘，一定會比在選委會當選容易。原因是選委會的成員每人只可投票給一個候選人，而提委會的成員卻可以同時投票給多個候選人，在大家都可以投暗票的情況下，曾俊華在提委出閘的機會一定比現時在選委會當選的機會多。兩者唯一的分別，是在提委會出閘後，還要經過港人一人一票的考驗，不是立即當選。

由此可見，泛民當初力阻港人在「一人一票」上「袋住先」是完全沒有理由的。這是每個香港人應有的權利，他們憑甚麼替港人作判斷。要知道，很多屬於個人的基本權利，議會是沒有權利以少數服從多數的方式加以褫奪的。

來源
C觀點：施永青

「末人」革命：香港新生代的民主追求

我會擁護對自由、公平的追求，但對最近新生代及那些極端本土意識的所謂理想公義主張卻有無明的厭惡，今天看到這文或多或少可解釋為何我會感到厭惡，因為他們常說是為港人未來爭取公平公義，但我看到的是自私的一群，只是在追求個人利益，就如最近有支持佔中的人一邊話警察，一邊卻因警察人工高而去投考，佔中是以挷嫁他人利益來爭取自己的訴求，所以他們就義正詞嚴的樣子叫別人犧牲，說甚麼我們都只不過是為你爭取權益，但當面對自己的利益時，他們卻又是另一個樣。

筆陣﹕「末人」革命：香港新生代的民主追求 ／袁彌昌

【明報專訊】

美國政治經濟學者法蘭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在1992年的著作《歷史的終結與最後一人》（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中指出，西方自由民主政制的到來，可能是人類社會演化的終點，是人類政府的最終形式，但人們只管一味套用在前面的「歷史的終結」，卻經常忽略了在後面的「最後一人」。

無論是「最後一人」（台譯）或「最後之人」（中譯），其實皆指「末人」這概念。「末人」是德國哲學家尼采於他的《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中提出與「超人」對立的概念——所謂「末人」是生活於安逸與自滿中，絲毫不懂得由痛苦和孤獨中提升自我的人，他們始終眨着眼睛，認為自己「發現了幸福」，滿足於晝夜間的「小快樂」，「珍愛健康」，害怕過度勞累。也就是說，他們把自己當作最終目的，除了個人安樂之外，缺乏任何精神追求。

香港奇蹟創造「末人」

福山之所以透過「歷史終結論」復活了「末人」這概念，就是擔心自由民主時代會變成「末人」世界：現代公民們最終滿足於自由民主社會中人權和福利等概念所保障的一切「小快樂」，而無法超越自身，失去了創造歷史的動力。

筆者認為，「末人」概念有助我們了解香港新生代與上一代在精神或價值上的差異，亦可透過它來了解香港新生代的民主追求的本質。

不少人都認為，香港新生代與上一代的最大分別，反映在兩者之間的拼搏精神的差異上。儘管人們經常將這種拼搏精神簡單解釋為「為兩餐」，但我們不能抹殺這種「為生活我可以忍」的拼搏及犧牲精神，實際上也是一種精神追求——他們願意為了家庭及子女，而犧牲自己的享受，並戰勝競爭對手——就是這種精神，令上一代成為了資本主義社會裏得以生存的「適者」。因此，他們不是尼采所描繪的「末人」。

不過，由於香港經濟起飛及社會環境持續好轉，令新生代有機會成長於一個物質豐富的環境裏，而他們的家人亦盡可能滿足他們的要求，令他們得以生活於安逸與自滿中，認為自己「發現了幸福」，但同時亦失去了拼搏精神及其他精神追求。如果福山說自由民主創造了由一種欲望和理性組合而成，但卻沒有抱負的人，那麼香港的經濟奇蹟也創造了這種「末人」：他們「把自己的優越感無償獻給舒適的自我保存」，「他們沒有任何獲得比他人更偉大的認可的欲望，因此就沒有傑出感和成就感。他們完全沉緬於自己的幸福而對不能超越這些願望不會感受到任何羞愧」。

對於認為自由民主是人類社會演化的終點的福山而言，「末人」世界頂多是人們精神沉淪，可悲一點而已，至少生活不會受到威脅，但對於香港的「末人」來說，他們的光輝歲月卻稍縱即逝。回歸後，香港經歷了眾多危機，經濟環境愈趨嚴峻，而同一時間，中國崛起亦令香港在政治與經濟上，無可避免地受到大陸的影響與挑戰——這些改變令他們一直視為當然的「末人」生活，再難以得到保障。

藉區隔陸港保障「末人」生活

因此，新生代的政治訴求亦反映出他們把自己當作最終目的，以自我保存為主的價值觀，其目標是保障他們的「末人」生活，使之不受任何因素影響。因而他們要求「命運自主」，希望藉民主來保障他們固有的生活模式，亦同時令區隔陸港兩地成為他們的政治主張的重要一環，因為這是影響他們生活的最關鍵因素。對他們來說，無論是民主、本土主義或港獨也好，全都可以視為達到區隔的手段，而佔領運動亦只不過是他們為了保障自己生活的「末人」革命而已。

由此可見，新生代的民主追求是不同於上一代的民主追求的，在佔領運動中亦有不少地方可印證這一點。首先，早在佔中三子籌劃佔領行動時，學生們已在籌劃自己的佔領行動，並於運動爆發後成功將三子邊緣化，主導了整個運動，後來又不聽勸告，與三子決裂，不惜玉石俱焚也要繼續佔領下去，卻又不肯承擔責任，這一切反映出他們只在乎自己的心態。而新生代認為他們已進入所謂「後物質時代」，也可以理解為「末人」心態的一種延伸，認為物質生活是理所當然。

同樣值得留意的是，如果按照福山的說法，自由民主將產生「人人相同，人人平等」卻「沒有抱負」的「最後之人」，那麼即使最終能達至民主亦可能非香港之福。事實上，香港乃「四戰之地」，前面要面對全球競爭，後面則要防範大陸取而代之，所以最容不下的，就是導致無法超越自身，失去了創造歷史的動力的「末人」心態——假使能夠擺脫這條「末人」之路，香港應該還有可能殺出一條血路，否則窮幾代人努力建設的香港，很可能會斷送在一代人手裏。

袁彌昌

中文大學全球政經碩士課程客席講師

反小圈子選舉的自己卻又去搞小圈子

今日和平佔中舉行「全民政改商討日」，話要投票選出3個方案交予全港市民公投，原來今日可以投票嘅人要先簽署了認同佔中理念意向書才可投票，咁佢同佢一直反對嘅選委會預先篩選有乜分別，公開投票時投黎投去都係哋小圈預先篩選咗嗰啲，佢個小圈子比佢反對嗰個代表性更低，下月個公開投票真係多餘。

而家係乜嘢世界

點解香港變到咁可怕，學校想自主開國教科感到有好大壓力，只要讚成國民教育，唔理內容好唔好都會遭人圍攻，商人唔想涉入政治都唔得，作家唔政治表態更加唔得，你唔出聲唔讚同佢哋都係有罪，有所謂支持公民教育的網站貼出拒絕所有大陸人來港的文章，跟白人的種族岐視沒有分別。

這些就是他們想要的「公民教育」，不如叫「拒國教育」還名正言順。

兩股力量較勁

現在國民教育的爭咬，骨子裡是兩股力量的冲突，一方是親共(不是親中)而另一方是香港本士主義。 對我來說，兩方我都不同意，本來應是建立國家情懷，增進香港下一代對國家歸屬感的國民教育被親共媚共人士變成推舉共產黨的教育，本土主義還不借機發難，把國民教育變成去國家化的通識教育。

兩面都幫唔落，但像我這樣看法的人在這裡自己説說還可以，我想在政圈搵飯食的人，若不選邊站，只怕兩面不是人而難在政圈立足，香港的社會政治氣氛也越來越兩極化，容不下較溫和中立的民主派。

政客利用民眾的恐懼

政客除了用漂亮的言語迷惑群眾追隨，還會利用民眾的恐懼，不斷誇張宣傳存在或不存在的威脅，並強調只有選他才可以對抗這威脅。

我相信民主，但也看到群眾是容易受政客及傳媒影響，小布殊就是利用群眾對恐怖活動的恐懼而贏得連任，民主制度有機會讓人民改變錯誤，但不保證可選擇正確。

自由、民主 — 多少人以你的名作惡

今天看到明報這段，就想到今天不少高叫民主自由口號的人或政黨，行動上卻又常不尊重、妨礙甚至侵害別人的人權自由及尊嚴。

我想要衡量一個社會運動、政黨或政客是否真的支持民主自由，不是要聽他說得多漂亮，而是看他對待別人或人民時是否真的做到尊重人的人權自由及尊嚴。

節錄自明報"45年前放炸彈 悔疚至今 只聽命領導 「領導人有偏差就大問題了」
「每次社會抗爭，總有個崇高的使命、堂皇的口號，去吸引青年人參與；每個社會運動都會有偏激行為去引人注目，從而把運動引離原軌。」回首當年一時離軌，阿耶的心頭大石還壓在心頭，常常為此做噩夢，醒來方知青年人最欠缺的就是「深思熟慮」。

維穩是一頭大怪獸

完全看不懂維穩的邏輯，一個失明、失聰又要長住醫院的人會對社會做成甚麼傷害? 現在維穏在中國社會上只做成人民與政府的敵對，制做更多及加強不穏定因素。

這頭怪獸是怎樣練成的?有大陸學者說現在中央提供的維穩開支成為地方政府爭取的大肥肉。

或者可以說一個極度害怕失去權力的中央政府加一個貪婪的地方政府就練出這頭只會吃人的大怪獸，只有要給它丁點藉口，它就會把你吃掉，還樂於引來更多給它吃的人。

又到六四

有部分恐共的人覺得香港人傻，香港能獨善其身，能維持自由就好了，還妄想影響大陸，把香港的民主前途和大陸的民主化連在一起。

有些人會說人要有夢想，他們會教青年人力爭上游，沒有夢想就如死人一樣。

難道只可以有個人前途的夢想，不可以有國家前途的夢想！

又到六四，人有時是要有小小傻勁。

黨大？法大？

以下是在明報看到一段吳邦國在人大常委會工作報告上的講話，看上去是自相矛盾，若司法不獨立而是受黨的領導，那有可能不因領導人的改變而改變，除非黨內的領導人是以全民或黨內大多數票形式選出來...但他們會這樣做嗎？

「對立法中遇到的重點難點問題，及時向黨中央報告。總之，我們的一切法律法規都是在黨的領導下制定的，我們制定的一切法律法規都必須有利於加強和改善黨的領導，有利於鞏固和完善黨的執政地位，有利於保證黨領導人民有效治理國家。」

吳邦國強調，建立社會主義法制體系是深刻總結文革的慘痛教訓，強調必須使社會主義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這種制度和法律不因領導人的改變而改變，不因領導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變而改變，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執法必嚴。」

國內的法治思想似乎還離實現很遠。

自己對劉曉波得諾獎的感受

思想可說是矛盾的，個人不讚同他的零八憲章關於聯邦制的部份，他的動機是好但不合"現時"國情，若真的實行會有前蘇聯國土分列的後果，但是否要把他拘押並裁定煽動顛覆國家政權就可以商榷，不過他得諾奬比奧巴馬就更名正言順。

P.S. 奧巴馬變得越來越像小布殊。

還在探索中的社會民主主義

今天明報內一編文章的節錄，介紹了社會民主主義者朱特的思想，反思歐洲的社會模式，其中錯中複雜的歷史因素及多樣性，使我不其然的想到香港民主派甚至香港社會的簡單化單一民主思想，除了間中看到施永青有提出民主發展不是只有一個模式，似乎就沒有看到其他民主主義人士有對多發展可能論述及討論。

"...幾近忽略朱特 值得深思

以上兩個原因都可分別大書特書，但卻我想詳談最後一個原因﹕在香港介紹這位社會民主主義者，到底是否合宜？在英語世界中，朱特應該算是最具有學術地位的社會民主支持者，有網上查一下，中國大陸與台灣亦有文章介紹他的思想與作品，包括悼文，國內甚至已翻譯出版了他兩本著作，其中之一更是他晚年的鉅著《戰後史﹕1945年後》（Postwar: A History of Europe since 1945）。香港有社會民主連線這顆政治新星，可是，對朱特幾乎沒有起碼的關注，這是一個值得深思的現象。

作為歷史學家，朱特對社會民主理念的認同，較少出自哲學性的推衍與思辯，而是歷史考察與省思。他指出，西歐戰後建立福利國家，不像今天的「中國模式」，並不是社會民主理念的偉大實現，相反，它是跨黨派的歷史共識，是在政治信心極度低落的情况下經營出來的。朱特認為，戰後歐洲已失去了意識形態魅力，不管是法國的革命傳統，還是德國的民族主義。東歐固然在蘇聯的支配下實行官方共產主義，西歐也好不到了哪裏，在美國的陰影下重建，追求的是穩定的民主制度，走出兩次大戰間的極端政治，不管是希特拉的納粹主義，還是史太林的專政。

如果你願意花時間去讀一下《戰後史》的第六章，你會發現，歐洲的社會民主起源多種多樣，不斷求變，不斷妥協。例如，北歐國家的社會主義政黨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已排拒俄國革命式的鬥爭，以及德國社民黨的路線，尋求工人、農民、資本家對福利國家及法團主義（corporatism）的認同；至於西德，社會民主共識當然建立在戰後政經重建之中；英國四、五十年代的福利制度與國營企業體系，工黨帶頭，而保守黨也認同。

六十年代以後，歐洲人才開始敢說有所謂「歐洲模式」，然而，旋即遭受更大的質疑與挑戰，特別是年輕一代。他們批評國家權力膨脹、政府及工會官僚化，或1968年法國學生革命時所抗議的「異化」。因此，歐洲政府的社會民主模式也在變，例如，政府的權力除了在福利、稅收方面保持主導之外，在大部分道德與公民自由領域上，權力已退下來，就連基督教民主主義者也不敢太放肆張揚。

八十年代以降，歐洲颳起新右翼或新自由主義風潮﹕市場化、私有化等等，社會民主共識遭受更大衝擊，但是，朱特跟不少左翼人士的看法稍有不同，他不認為社會民主沒有希望，反而它已變成歐洲人（英國可能除外）生活的一部分。朱特舉例，2005年的德國基督民主主義者默克爾（Angela Dorothea Merkel）打敗社民黨候選人，並不在於她提出了不一樣的政治綱領，而是她認同大部分社民主張。至於東歐各國在1989年後，雖經過短暫的震盪治療法，但也要在社會民主的各種制度中站穩陣腳。

不過，朱特並不認為社會民主帶人類進入天堂，社會民主運動是充滿不確定的二十世紀中冒起的，是對資本主義的不穩定及不道德制度的批判，以及另尋出路。兩次大戰後如是，今天的歐洲甚至世界亦如是，朱特認為，它留給我們豐富的社會遺產與記憶，不應隨意拋棄。

沒有政治論述能力

去年十月，他在紐約大學演講，題為〈社會民主中什麼是仍然活着的，什麼是壞死的？〉（What is living and dead in social democracy）。他指出，美國社會（香港也是？）最大的缺點是沒有政治論述能力，無法想像另類出路，尤其是不懂得如何「思考國家」（「think the state」）。朱特不是一位國族主義者，不是叫我們心繫家國。他認為，「思考國家」就是思考與論述「社會」，找出社會集體的需要，扣連群體的道德訴求，進一步運用政府或國家政策去實現社會利益與公義。

國內自由派知識分子愛談民主轉型，香港民主派談一步一腳印的妥協，有人說沒有抗爭哪有改變。不過，整個討論化約成策略的考量，而不是歸結到這個城市、國家的政經結構與危機，在充滿不確定性中，該提出什麼的社會需要與道德要求？在高唱入雲的「大國主義」之外，想像與尋求一種怎樣的另類可能？如果香港真有社會民主運動的苗頭，這些都是不可迴避的問題。

文 葉蔭聰"

民主 善修錯 難確對

C觀點- 施永青

民主 善修錯 難確對

邱吉爾說，民主不是一個好制度，只是世上尚未有更好的制度。他有這個感覺，是因為他的果斷英明，常受制於英國國會的拖泥帶水，令他的克敵部署經常無法及時落實，以致有時被希特拉佔了上風。

邱吉爾雖然知道民主的效率不及獨裁，但他依然選擇民主，他沒有藉戰時手上的權力而摒棄民主制度。除了偶然埋怨一下之外，他最終還是把權力交回國會。二次大戰之後，英國的民意逆轉，他只好黯然下台。因為，他珍惜民主的修錯功能；他知道，只有透過民主制度，不稱職的政府與立心不良的領袖，才可以和平地被替換。只有這樣，人民才可以不用革命也可以免除專政之苦，國家也不至於被獨裁者帶上邪路。

我曾經領略過文革時期中國沒有民主的滋味，中國人眼白白看著四人幫倒行逆施，禍國殃民，卻礙於毛澤東未死而無能為力，這個經驗令我深切了解民主的可貴，亦促使我關心中國的民主問題，並願意為中國的民主，貢獻自己的一分力量。

然而，我知道中國的政情比較複雜，民主不可能在中國一蹴即成。我不似香港民主派那麼純真，以為民主可像倒模一樣地用理念去倒。不顧現實，只講理念，等同削足適履，只會替社會帶來傷害，對推動民主，不會有太大的幫助。

此外，我對民主理念亦不迷信，沒有一個制度是完美的，民主制度有它的優越性，同時亦有它的貧困。我們在推進民主時，不一定要硬搬理念，墨守成規，而應該取長棄短，設法試探出一套優秀的民主模式，為人類文明作出貢獻。

民主可以替換壞政府，卻沒法選出好領袖，投票從來都不是挑選合適政策的可靠途徑。西方民主政府現時都面對一個難題，就是大部分選民在投票時都只考慮自己的眼前利益，以至政府在制定政策時，被迫遷就選民的偏好，不然就連執政的機會也沒有。結果，很多明知有後遺症的政策，政府亦得推行，惟有等後果嚴重時，希望普通市民也看到後，再作修正。現時西方社會出問題的地方很多，包括醫療、教育、政府債務等，皆因選民只顧眼前，以至積重難返。

現實是管治一個國家遠比管理一個企業複雜，如果企業的管理班子也不能靠一人一票選出來，而國家卻要這樣做，這樣會不出問題嗎？管理不善的企業會被市場淘汰，國家其實也要面對同樣問題。如果有些國家的管治效益高，國力就會增長得較快，就有能力佔據地球上更多的資源，無力競爭的國家，只會每況愈下。

西方國家有部分知識分子已意識到危機的嚴重性，他們已開始重新檢討民主政制的缺失，希望加以補救。如果連西方也願意對自己一直推崇的民主理念作出反思，香港的民主派又何需堅持在政制改革時，把所有的議題都視作原則問題，而拒絕妥協呢？我希望看到港人在民主路上能作多元的嘗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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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黨從始變成好孩子?

十分奇怪，民主黨接受政改方案，反對的人就說民主黨不再是泛民的一分子，他的定位變成了中間派，如民建聯的"阿爺的好孩子"，一般人這樣說也就算了，連政治碩士畢業的人也這樣說，可想立場可以使人失去分析能力。

民建聯怎會是中間派﹗經濟上還可以說他們是中間派，但政治立場上他們只會跟隨中央，一早就對他們失望了，他們怎會是中間派，而民主黨也做不成好孩子，要是中間派就不可能是阿爺的好孩子，不然就如民建聯的失去中立的立場而跟阿爺起舞。

論者不同意民主的光普廣大了，支持民主的人反而少了選擇。不說別人就只看我自己，我就一直不選民建聯，以前想選較温和的民主派，但就苦無選擇，現在就可以考慮選民主黨。

論者本身的邏輯就有問題，立場可以使人失去分析能力。或者論者的目的不在分析而只是想標籤民主黨罷了。

講粗口小事一樁?

講粗口可以是小事一樁，人家說不要人身攻擊，討論不要用粗口，你覺得講粗口是小事，跟本不用再反駁，自己又把議題拉回講粗口的討論上而分散檢討政改的內容。

班維園阿哥都好有阿飛特色，叫民主黨七一唔好出嚟遊行，引佢哋使用暴力，口氣簡直同阿飛哥講"你樣衰，唔好比我見到你，唔係打你一鑊"，不過班阿哥重好嘢，佢哋話打人會比人沬黑所以自己先至係受害者﹗

妥協

香港有人覺得中國政府是不合法的政權，所以不可以妥協跟他們談判香港的民主發展，既然是這樣，由中央授權的香港政府也應該都是不合法，但他們卻又肯妥協參與香港的投票選舉，有時人無法不妥協，只是他們不肯承認。

林瑞麟

林瑞麟的一句 "良禽擇木而棲"，顯得他是多麼的囂張，他當自己或香港政府是甚麼，是老板﹖是大樹﹖政府今次只是險勝，他就已經會這樣語無倫次，奚落對手及使轉軚跟政府合作的人難堪，就連建制派在投贊成票時也抱怨不受重視，繼續靠此人推動政改，只會如葉劉推23條，自己制造更多障礙，成事不足，敗事有餘。

政制發展沒有終極

C觀點- 施永青

政制發展沒有終極

除了那些只懂跟隨意見領袖去思考的人，在很多人的心目中，都會有一套自以為是的政制發展理想模式。我當然也有一套。我有時也會拿出來與人分享，互相討論，但我不會視這套模式為終極模式，並要求把它加諸在所有人的頭上。

人類社會是不斷發展，不斷進步的，不宜預設甚麼終極模式。因為，一旦有了終極模式，那以後還可以朝那裡發展。人類社會是不是以後就停頓下來，不能有更美好的追求？

普選只是人類社會發展中的一個模式，不是終極模式。它自身也不是定型的，在不斷演進的。英國最近就在為選舉方式爭論不休，沒有一個人敢說自己的一套是終極的。我不明白，為何香港的政客可以這麼肯定，他們心目中的那套就是終極普選？曾蔭權在與余若薇辯論的時候，為甚麼不把握機會問一問她。如果連英美這類在民主上相對先進的國家，在政制發展上都未有把選舉制度發展至終極，香港憑甚麼講「終極普選」，而且還要一步到位呢？

反建制派高舉終極普選的旗幟，目的是要佔領道德高地。因為，如果民眾以為他們手中的一套才是終極的，那其他人提出的普選方式豈不是都是半湯不水的，甚至是假的。曾蔭權在與余若薇的辯論中，應首先讓公眾明白，世上根本沒有終極普選，而只有普選發展的不同階段，這樣，曾蔭權才可以把余若薇從道德高地上拉下來。之後，辯論才可以公平地進行。否則，人家的一套是終極的、至尊無上的，那就只能捱打，還有甚麼好辯論。

曾蔭權應讓公眾明白，「終極」的提法是唯我獨尊的、排他的、反民主的。他應該引民主派大都推崇的哲學家，卡爾‧波普的理論來反駁民主派。卡爾‧波普的名著《開放社會與它的敵人》，一向被視為民主理論的奠基著作。其主要內容就是批判柏拉圖的理想主義。他認為人類的發展沒有一套必由之路，而只能透過試錯去不斷摸索。自以為手上已有終極真理的人，是最危險的人。他們會以堅定的信念去追求烏托邦，結果往往是以「為人民謀幸福為名」，強要人民按他們心目中的理念去生活。因此，相信自己手上已掌握終極真理的人，最容易會走向專制。

全世界的國家都有不同的政制；英國的一套，不同美國；美國的一套，不同法國；都是因應自己的獨特歷史環境而演變出來的。在政制的發展中，一定有人主張保守，有人主張急進，有人主張中庸。他們之間會不斷較量，不斷妥協，尋找一條多數人都可接受的路。死抱著自己的「終極方案」不放的人，只會妨礙社會的進步。

環顧全世界的政制，沒有一個是按一套理念倒模出來的，必然在某些地方仍殘留著對既得利益者的妥協。香港的政制要踏出一步，一樣得考慮中央的意願，商界的利益。把這些都一概否定，堅決不肯妥協，那這一步就很難邁得出。此之所以，民主黨的方案雖然不甚理想，我仍樂觀其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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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而不同

包容、不同而和是成功民主政制的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