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肯定是熊市,上一個像樣的熊市是2011年4月開始,2011年9月結束,但今次的熊市從2015年4月開始已運行了10個月,更像是2007年10月尾開始的那次大熊市,到2009年3月共運行了16個月,若今也運行16個月,熊市就要到今年8月才結束,不過那次在2008年10其實已差不多到底,所以若長線投資入貨,可能還等多3個月左右就可以開始了。
以上是從熊市運行時間上看,有資料再試從PE及息率做比較。
星期五, 5月 15, 2015
精神分裂 (紅猴股評)
而家自己都係咁,早年低位入咗同現在被人忽略但係長遠覺能有發展嘅公司都會以投資心態持有(基本會以30周線作止賺或止損管理),但那些被熱炒的股票就會以投機心態買入,並同時定一個交近的止損位作風險保護。
精神分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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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週以「雙重標準」為題,其實我不是全然反對雙重標準,因為無論投資,又或做人做事,遇到不同情況,可靈活變通用不同策略應對,若所涉及標準不大一致,大可坦然解釋背後理念,不然很容易誤導別人。香港股市自今年4月以大成交大升,不少股民擔心已界泡沫,但回看2007年真正泡沫爆破前的「港股直通車」大升市,恒生指數及國企指數在兩個多月分別升了55%及85%,而今年是次引起全城注目的升市,恒指及國指自3月上旬低位至4月尾,則分別升了19%及26%,加上大升後整體估值水平仍不算高,所以還未算是泡沫。不過無論是否泡沫,急升後的股市就算調整一下也不為過,投資者還是莫忘風險。
現時雖非到達泡沫階段,但很多股票的股價已由先前的過低,急升至高於合理估值,甚至是偏高階段,月前建議參考過往數年,待股價於每年預期波幅低位買入,若升至高位可考慮沽出的策略,於資金充裕的市況未必能再行之有效,在投資策略上需作微調。
現今市況,其實策略上不只是要雙重標準,而是需用精神分裂去面對,我現在會將自己分為「投資的我」與「投機的我」去應對,雖然傾向去扮演「投資的我」,發掘一些仍未被市場發掘到的好股,不過市場資金充裕下,此路將越來越難,好像有些連沒有很強「中國因素」的公司,股價也靜靜升了不少。除非心如止水,若要在此資金市爭取更多機會,那有時便需扮演「投機的我」,以高於正常最高估值的股價買入受市場追捧的股票,但不能忽視投資風險,買入時實帶有市場藉資金充裕繼續谷高估值的投機心態,會做好風險管理。當然,一切不好逆自己性格行事,若你是較保守的,便好好全心扮演「投資的我」這角色;就算想進取點,也要好好適度分配自己的時間及金錢,去才小心扮演一下「投機的我」。
原文
精神分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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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週以「雙重標準」為題,其實我不是全然反對雙重標準,因為無論投資,又或做人做事,遇到不同情況,可靈活變通用不同策略應對,若所涉及標準不大一致,大可坦然解釋背後理念,不然很容易誤導別人。香港股市自今年4月以大成交大升,不少股民擔心已界泡沫,但回看2007年真正泡沫爆破前的「港股直通車」大升市,恒生指數及國企指數在兩個多月分別升了55%及85%,而今年是次引起全城注目的升市,恒指及國指自3月上旬低位至4月尾,則分別升了19%及26%,加上大升後整體估值水平仍不算高,所以還未算是泡沫。不過無論是否泡沫,急升後的股市就算調整一下也不為過,投資者還是莫忘風險。
現時雖非到達泡沫階段,但很多股票的股價已由先前的過低,急升至高於合理估值,甚至是偏高階段,月前建議參考過往數年,待股價於每年預期波幅低位買入,若升至高位可考慮沽出的策略,於資金充裕的市況未必能再行之有效,在投資策略上需作微調。
現今市況,其實策略上不只是要雙重標準,而是需用精神分裂去面對,我現在會將自己分為「投資的我」與「投機的我」去應對,雖然傾向去扮演「投資的我」,發掘一些仍未被市場發掘到的好股,不過市場資金充裕下,此路將越來越難,好像有些連沒有很強「中國因素」的公司,股價也靜靜升了不少。除非心如止水,若要在此資金市爭取更多機會,那有時便需扮演「投機的我」,以高於正常最高估值的股價買入受市場追捧的股票,但不能忽視投資風險,買入時實帶有市場藉資金充裕繼續谷高估值的投機心態,會做好風險管理。當然,一切不好逆自己性格行事,若你是較保守的,便好好全心扮演「投資的我」這角色;就算想進取點,也要好好適度分配自己的時間及金錢,去才小心扮演一下「投機的我」。
原文
星期一, 4月 13, 2015
要賺大錢機會難逢
我不是年輕人,但多年才等到的大牛市不參與實在對不起自己,取重要是風險管理,就如文早指出見頂後能否逃生。
要賺大錢機會難逢
黃國英錦囊 2015 04 13
「現在是否牛三?」
點樣算係,點樣算唔係?係又點,唔係又點?「今次升浪會有幾耐?」答案顯而易見,見頂大幅回落之後就自然水落石出。 大部分人好奇怪,還是有所謂書生心態,好似要答完一大堆無謂問題才可以有資格入場,又或者將投資當作是一場辯論比賽。
我們目的是要賺錢,而不是吟詩作對。 真正關鍵的問題,是升浪是否已經在目前水位終結,答案是未的話,下一條問題是萬一睇錯,會輸幾多,跟住已經可以釐定注碼出擊,然後才慢慢想甚麼潛在契機可以逆轉形勢。
近兩日有朋友勸自己見好就收,完全不明白他們夠膽輸為甚麼不能夠膽贏。這種升市幾年才會逢一閏,不去嘗試好好把握,就有如手上得一對東都唔肯拆,叫食混一色,到回復過去幾年那一種爛牌歲月,就只會慨嘆那些年曾經如此好炒,手執靚牌卻白白錯失良機。
年輕人放膽去博
其實對於年輕人來講,今次無論如何,一定要博。即使最後輸到一乾二淨,在泡沫中實戰的經驗是極其重要,只有在這種過程之中,才會真正認識自己,知道在快速高壓的環境中會如何反應,贏錢時會否不可一世,鬆懈變得盲目,而見頂之後又能否灑脫逃生,以及有沒有能力去觀察逆轉的契機,還有如何管理風險的技巧。
沒有經歷,就只會一世停留在紙上談兵,問類似上述的廢問題。如果要輸幾十萬去換今次的經驗,自己覺得抵過讀大學,沒有九七股災,就不會成就今日的我。 不必擔心,人生總會遇到幾個泡沫,試鍊之後肯定他日可以派用場。
要賺大錢機會難逢
黃國英錦囊 2015 04 13
「現在是否牛三?」
點樣算係,點樣算唔係?係又點,唔係又點?「今次升浪會有幾耐?」答案顯而易見,見頂大幅回落之後就自然水落石出。 大部分人好奇怪,還是有所謂書生心態,好似要答完一大堆無謂問題才可以有資格入場,又或者將投資當作是一場辯論比賽。
我們目的是要賺錢,而不是吟詩作對。 真正關鍵的問題,是升浪是否已經在目前水位終結,答案是未的話,下一條問題是萬一睇錯,會輸幾多,跟住已經可以釐定注碼出擊,然後才慢慢想甚麼潛在契機可以逆轉形勢。
近兩日有朋友勸自己見好就收,完全不明白他們夠膽輸為甚麼不能夠膽贏。這種升市幾年才會逢一閏,不去嘗試好好把握,就有如手上得一對東都唔肯拆,叫食混一色,到回復過去幾年那一種爛牌歲月,就只會慨嘆那些年曾經如此好炒,手執靚牌卻白白錯失良機。
年輕人放膽去博
其實對於年輕人來講,今次無論如何,一定要博。即使最後輸到一乾二淨,在泡沫中實戰的經驗是極其重要,只有在這種過程之中,才會真正認識自己,知道在快速高壓的環境中會如何反應,贏錢時會否不可一世,鬆懈變得盲目,而見頂之後又能否灑脫逃生,以及有沒有能力去觀察逆轉的契機,還有如何管理風險的技巧。
沒有經歷,就只會一世停留在紙上談兵,問類似上述的廢問題。如果要輸幾十萬去換今次的經驗,自己覺得抵過讀大學,沒有九七股災,就不會成就今日的我。 不必擔心,人生總會遇到幾個泡沫,試鍊之後肯定他日可以派用場。
星期六, 1月 24, 2015
「末人」革命:香港新生代的民主追求
我會擁護對自由、公平的追求,但對最近新生代及那些極端本土意識的所謂理想公義主張卻有無明的厭惡,今天看到這文或多或少可解釋為何我會感到厭惡,因為他們常說是為港人未來爭取公平公義,但我看到的是自私的一群,只是在追求個人利益,就如最近有支持佔中的人一邊話警察,一邊卻因警察人工高而去投考,佔中是以挷嫁他人利益來爭取自己的訴求,所以他們就義正詞嚴的樣子叫別人犧牲,說甚麼我們都只不過是為你爭取權益,但當面對自己的利益時,他們卻又是另一個樣。
筆陣﹕「末人」革命:香港新生代的民主追求 /袁彌昌
【明報專訊】
美國政治經濟學者法蘭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在1992年的著作《歷史的終結與最後一人》(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中指出,西方自由民主政制的到來,可能是人類社會演化的終點,是人類政府的最終形式,但人們只管一味套用在前面的「歷史的終結」,卻經常忽略了在後面的「最後一人」。
無論是「最後一人」(台譯)或「最後之人」(中譯),其實皆指「末人」這概念。「末人」是德國哲學家尼采於他的《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中提出與「超人」對立的概念——所謂「末人」是生活於安逸與自滿中,絲毫不懂得由痛苦和孤獨中提升自我的人,他們始終眨着眼睛,認為自己「發現了幸福」,滿足於晝夜間的「小快樂」,「珍愛健康」,害怕過度勞累。也就是說,他們把自己當作最終目的,除了個人安樂之外,缺乏任何精神追求。
香港奇蹟創造「末人」
福山之所以透過「歷史終結論」復活了「末人」這概念,就是擔心自由民主時代會變成「末人」世界:現代公民們最終滿足於自由民主社會中人權和福利等概念所保障的一切「小快樂」,而無法超越自身,失去了創造歷史的動力。
筆者認為,「末人」概念有助我們了解香港新生代與上一代在精神或價值上的差異,亦可透過它來了解香港新生代的民主追求的本質。
不少人都認為,香港新生代與上一代的最大分別,反映在兩者之間的拼搏精神的差異上。儘管人們經常將這種拼搏精神簡單解釋為「為兩餐」,但我們不能抹殺這種「為生活我可以忍」的拼搏及犧牲精神,實際上也是一種精神追求——他們願意為了家庭及子女,而犧牲自己的享受,並戰勝競爭對手——就是這種精神,令上一代成為了資本主義社會裏得以生存的「適者」。因此,他們不是尼采所描繪的「末人」。
不過,由於香港經濟起飛及社會環境持續好轉,令新生代有機會成長於一個物質豐富的環境裏,而他們的家人亦盡可能滿足他們的要求,令他們得以生活於安逸與自滿中,認為自己「發現了幸福」,但同時亦失去了拼搏精神及其他精神追求。如果福山說自由民主創造了由一種欲望和理性組合而成,但卻沒有抱負的人,那麼香港的經濟奇蹟也創造了這種「末人」:他們「把自己的優越感無償獻給舒適的自我保存」,「他們沒有任何獲得比他人更偉大的認可的欲望,因此就沒有傑出感和成就感。他們完全沉緬於自己的幸福而對不能超越這些願望不會感受到任何羞愧」。
對於認為自由民主是人類社會演化的終點的福山而言,「末人」世界頂多是人們精神沉淪,可悲一點而已,至少生活不會受到威脅,但對於香港的「末人」來說,他們的光輝歲月卻稍縱即逝。回歸後,香港經歷了眾多危機,經濟環境愈趨嚴峻,而同一時間,中國崛起亦令香港在政治與經濟上,無可避免地受到大陸的影響與挑戰——這些改變令他們一直視為當然的「末人」生活,再難以得到保障。
藉區隔陸港保障「末人」生活
因此,新生代的政治訴求亦反映出他們把自己當作最終目的,以自我保存為主的價值觀,其目標是保障他們的「末人」生活,使之不受任何因素影響。因而他們要求「命運自主」,希望藉民主來保障他們固有的生活模式,亦同時令區隔陸港兩地成為他們的政治主張的重要一環,因為這是影響他們生活的最關鍵因素。對他們來說,無論是民主、本土主義或港獨也好,全都可以視為達到區隔的手段,而佔領運動亦只不過是他們為了保障自己生活的「末人」革命而已。
由此可見,新生代的民主追求是不同於上一代的民主追求的,在佔領運動中亦有不少地方可印證這一點。首先,早在佔中三子籌劃佔領行動時,學生們已在籌劃自己的佔領行動,並於運動爆發後成功將三子邊緣化,主導了整個運動,後來又不聽勸告,與三子決裂,不惜玉石俱焚也要繼續佔領下去,卻又不肯承擔責任,這一切反映出他們只在乎自己的心態。而新生代認為他們已進入所謂「後物質時代」,也可以理解為「末人」心態的一種延伸,認為物質生活是理所當然。
同樣值得留意的是,如果按照福山的說法,自由民主將產生「人人相同,人人平等」卻「沒有抱負」的「最後之人」,那麼即使最終能達至民主亦可能非香港之福。事實上,香港乃「四戰之地」,前面要面對全球競爭,後面則要防範大陸取而代之,所以最容不下的,就是導致無法超越自身,失去了創造歷史的動力的「末人」心態——假使能夠擺脫這條「末人」之路,香港應該還有可能殺出一條血路,否則窮幾代人努力建設的香港,很可能會斷送在一代人手裏。
袁彌昌
中文大學全球政經碩士課程客席講師
筆陣﹕「末人」革命:香港新生代的民主追求 /袁彌昌
【明報專訊】
美國政治經濟學者法蘭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在1992年的著作《歷史的終結與最後一人》(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中指出,西方自由民主政制的到來,可能是人類社會演化的終點,是人類政府的最終形式,但人們只管一味套用在前面的「歷史的終結」,卻經常忽略了在後面的「最後一人」。
無論是「最後一人」(台譯)或「最後之人」(中譯),其實皆指「末人」這概念。「末人」是德國哲學家尼采於他的《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中提出與「超人」對立的概念——所謂「末人」是生活於安逸與自滿中,絲毫不懂得由痛苦和孤獨中提升自我的人,他們始終眨着眼睛,認為自己「發現了幸福」,滿足於晝夜間的「小快樂」,「珍愛健康」,害怕過度勞累。也就是說,他們把自己當作最終目的,除了個人安樂之外,缺乏任何精神追求。
香港奇蹟創造「末人」
福山之所以透過「歷史終結論」復活了「末人」這概念,就是擔心自由民主時代會變成「末人」世界:現代公民們最終滿足於自由民主社會中人權和福利等概念所保障的一切「小快樂」,而無法超越自身,失去了創造歷史的動力。
筆者認為,「末人」概念有助我們了解香港新生代與上一代在精神或價值上的差異,亦可透過它來了解香港新生代的民主追求的本質。
不少人都認為,香港新生代與上一代的最大分別,反映在兩者之間的拼搏精神的差異上。儘管人們經常將這種拼搏精神簡單解釋為「為兩餐」,但我們不能抹殺這種「為生活我可以忍」的拼搏及犧牲精神,實際上也是一種精神追求——他們願意為了家庭及子女,而犧牲自己的享受,並戰勝競爭對手——就是這種精神,令上一代成為了資本主義社會裏得以生存的「適者」。因此,他們不是尼采所描繪的「末人」。
不過,由於香港經濟起飛及社會環境持續好轉,令新生代有機會成長於一個物質豐富的環境裏,而他們的家人亦盡可能滿足他們的要求,令他們得以生活於安逸與自滿中,認為自己「發現了幸福」,但同時亦失去了拼搏精神及其他精神追求。如果福山說自由民主創造了由一種欲望和理性組合而成,但卻沒有抱負的人,那麼香港的經濟奇蹟也創造了這種「末人」:他們「把自己的優越感無償獻給舒適的自我保存」,「他們沒有任何獲得比他人更偉大的認可的欲望,因此就沒有傑出感和成就感。他們完全沉緬於自己的幸福而對不能超越這些願望不會感受到任何羞愧」。
對於認為自由民主是人類社會演化的終點的福山而言,「末人」世界頂多是人們精神沉淪,可悲一點而已,至少生活不會受到威脅,但對於香港的「末人」來說,他們的光輝歲月卻稍縱即逝。回歸後,香港經歷了眾多危機,經濟環境愈趨嚴峻,而同一時間,中國崛起亦令香港在政治與經濟上,無可避免地受到大陸的影響與挑戰——這些改變令他們一直視為當然的「末人」生活,再難以得到保障。
藉區隔陸港保障「末人」生活
因此,新生代的政治訴求亦反映出他們把自己當作最終目的,以自我保存為主的價值觀,其目標是保障他們的「末人」生活,使之不受任何因素影響。因而他們要求「命運自主」,希望藉民主來保障他們固有的生活模式,亦同時令區隔陸港兩地成為他們的政治主張的重要一環,因為這是影響他們生活的最關鍵因素。對他們來說,無論是民主、本土主義或港獨也好,全都可以視為達到區隔的手段,而佔領運動亦只不過是他們為了保障自己生活的「末人」革命而已。
由此可見,新生代的民主追求是不同於上一代的民主追求的,在佔領運動中亦有不少地方可印證這一點。首先,早在佔中三子籌劃佔領行動時,學生們已在籌劃自己的佔領行動,並於運動爆發後成功將三子邊緣化,主導了整個運動,後來又不聽勸告,與三子決裂,不惜玉石俱焚也要繼續佔領下去,卻又不肯承擔責任,這一切反映出他們只在乎自己的心態。而新生代認為他們已進入所謂「後物質時代」,也可以理解為「末人」心態的一種延伸,認為物質生活是理所當然。
同樣值得留意的是,如果按照福山的說法,自由民主將產生「人人相同,人人平等」卻「沒有抱負」的「最後之人」,那麼即使最終能達至民主亦可能非香港之福。事實上,香港乃「四戰之地」,前面要面對全球競爭,後面則要防範大陸取而代之,所以最容不下的,就是導致無法超越自身,失去了創造歷史的動力的「末人」心態——假使能夠擺脫這條「末人」之路,香港應該還有可能殺出一條血路,否則窮幾代人努力建設的香港,很可能會斷送在一代人手裏。
袁彌昌
中文大學全球政經碩士課程客席講師
星期六, 9月 24, 2011
星期四, 9月 22, 2011
星期二, 9月 13, 2011
星期一, 8月 29, 2011
星期一, 7月 25, 2011
人口轉變 中國處生死關口
路易斯拐點就常看到,這編文還提到較少人說的人口紅利視窗及庫茲涅茲拐點。
人口轉變 中國處生死關口
【明報專訊】2011年7月25日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保持了高速增長,其中農村勞動力轉移和勞動人口佔比持續上升,不僅為中國經濟發展提供了充足的勞動力供應,也通過高儲蓄率保證了資本存量的不斷增加。但是這一增長的動力在2004年之後開始弱化,中國經濟已經越過路易斯拐點(即勞動力過剩向短缺的轉折點)。
長期來看,人口紅利視窗也將在2013年前後關閉。兩大拐點的越過,將為中國經濟發展帶來隱憂,過去30年支援中國高增長的發展模式將不可持續,中國經濟亟待轉型。
從人口紅利 走向人口負債
短期而言,從勞動力無限供給到跨越「路易斯拐點」、從「人口紅利」走向「人口負債」的轉變,會影響一國的負債融資能力、資產配置能力及使用槓桿率的能力,並相應產生三種潛在的風險:融資風險、資產價格下行風險及槓桿率收縮風險。人口結構對國家資產負債表的可能衝擊限制了政策的騰挪空間,未來經濟過熱與經濟「硬陸」之間的切換更為頻繁。
路易斯拐點的基本定義是,在二元經濟存在的情下,農村存在大量剩餘勞動力,因此勞動力從農業向非農領域的轉移不會引致工資水平的上升,換言之,農村勞動力是無限供應的。當路易斯拐點到來之時,非農產業必須提高工資水平才能吸引更多的農村勞動力轉移。自2004年前後,一方面我們觀測到了農村勞動力工資水平的上升,另一方面也觀測到農村勞動力轉移速度的趨緩,這一價格和數量相悖,正說明農村勞動力的無限供應已經結束。
一般而言,有二元經濟特徵的國家往往首先經歷路易斯拐點,此後這些國家不再享受大量農村剩餘勞動力帶來的低廉成本,但是總勞動人口存量依然巨大,撫養比依舊較低,在勞動力供應方面仍不存在明顯的約束。這種高勞動人口佔比,低撫養比的人口結構優勢即為人口紅利。由於生產性人口多於消費性人口,國民儲蓄一般維持高位,這為資本形成提供了充足保證,同時大量年輕勞動力的存在不僅解決了勞動投入問題,也有利於創新能力的提高,從而保證了全要素生產率的提升。
老化速度 快過經濟發展
日本在上世紀60年代中後期越過路易斯拐點後,依舊享受人口紅利直到90年代初,韓國在上世紀80年代左右跨過路易斯拐點後至今處於人口紅利窗口階段。根據聯合國資料顯示,中國人口紅利視窗將在2015年關閉(圖1)。事實上,伴隨經濟增長,社會人口結構必然趨於老化。但是中國的老齡化過程顯然快於經濟發展過程,面臨嚴重的「未富先老」問題。自1982年到2009年,中國用了僅僅25年時間,就走完了日本60至70年的路。中國2009年的人均收入不到3500美元,日本1990年的人均收入則為25000美元,但是二者卻擁有相同的人口結構。
消費將上升 投資增速下降
綜上,中國的人口紅利拐點即將到來。未來中國經濟將受到勞動力供應緊張和老齡化持續加快的雙重擠壓。相比於日本和韓國,中國經濟將面臨更為嚴峻的考驗。原因有以下兩個:第一,不同於韓國和日本在跨過路易斯拐點30年之後才遭遇人口紅利拐點,中國的兩大拐點幾乎同時到來,因此勞動力供給的形勢更為嚴峻;第二,不同於韓國和日本在進入老齡化社會時,已經擁有較高的人均收入,中國在收入水平較低時即邁入老齡化,因此經濟增長承受的壓力將更大。
路易斯拐點和人口紅利拐點的相繼越過將給中國經濟帶來諸多挑戰,人口結構的約束將促發中國經濟增長模式的轉變。
雖然路易斯拐點和人口紅利拐點在定義上有區別,但是其對經濟的影響卻有相似之處。
第一,二者都將抬高勞動力供應價格。勞動力供應充分條件下的低通脹,高增長態勢將不可持續;
第二,勞動力供應的緊張將對經濟增長產生不利影響,越過拐點後經濟增長趨勢將出現系統性下降;
第三,勞動力供應約束將改善國民收入的分配形式,勞動報酬佔比上升,從而帶動消費興起;
第四,消費上升將導致儲蓄下降,投資增速將出現下降,經濟增長的動力將由投資轉向消費(圖2);
第五,收入分配將更趨合理。
須收窄收入差距 免重蹈拉美覆轍
在以上五點中,前兩點是越過拐點可能面臨的風險,簡單來說就是高通脹低增長的風險;後三點則是可能面臨的機會,在越過拐點後,經濟內生增長的激勵將增強,消費帶動的經濟增長將擴大服務業需求,從而有效帶動產業升級和經濟增長的持續。
經濟學家庫茲涅茲認為,伴隨經濟增長,收入分配差距先擴大後縮小。收入分配差距最大的那一點即為庫茲涅茲拐點。一國經濟能否成功越過庫茲涅茲拐點,收入差距能否成功縮小,是其能否維持持續增長動力的關鍵。可以看出,拉美各國未能成功越過,令經濟出現中等收入陷阱,衡量經濟不平等程度的基尼係數亦很高,而成功實現跨越的日本、韓國,基尼係數則較低。
結合其他證據,我們相信中國正在接近庫茲涅茲拐點,中國經濟已經處於生死攸關的十字路口。
(二之一)
巴曙松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長
人口轉變 中國處生死關口
【明報專訊】2011年7月25日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保持了高速增長,其中農村勞動力轉移和勞動人口佔比持續上升,不僅為中國經濟發展提供了充足的勞動力供應,也通過高儲蓄率保證了資本存量的不斷增加。但是這一增長的動力在2004年之後開始弱化,中國經濟已經越過路易斯拐點(即勞動力過剩向短缺的轉折點)。
長期來看,人口紅利視窗也將在2013年前後關閉。兩大拐點的越過,將為中國經濟發展帶來隱憂,過去30年支援中國高增長的發展模式將不可持續,中國經濟亟待轉型。
從人口紅利 走向人口負債
短期而言,從勞動力無限供給到跨越「路易斯拐點」、從「人口紅利」走向「人口負債」的轉變,會影響一國的負債融資能力、資產配置能力及使用槓桿率的能力,並相應產生三種潛在的風險:融資風險、資產價格下行風險及槓桿率收縮風險。人口結構對國家資產負債表的可能衝擊限制了政策的騰挪空間,未來經濟過熱與經濟「硬陸」之間的切換更為頻繁。
路易斯拐點的基本定義是,在二元經濟存在的情下,農村存在大量剩餘勞動力,因此勞動力從農業向非農領域的轉移不會引致工資水平的上升,換言之,農村勞動力是無限供應的。當路易斯拐點到來之時,非農產業必須提高工資水平才能吸引更多的農村勞動力轉移。自2004年前後,一方面我們觀測到了農村勞動力工資水平的上升,另一方面也觀測到農村勞動力轉移速度的趨緩,這一價格和數量相悖,正說明農村勞動力的無限供應已經結束。
一般而言,有二元經濟特徵的國家往往首先經歷路易斯拐點,此後這些國家不再享受大量農村剩餘勞動力帶來的低廉成本,但是總勞動人口存量依然巨大,撫養比依舊較低,在勞動力供應方面仍不存在明顯的約束。這種高勞動人口佔比,低撫養比的人口結構優勢即為人口紅利。由於生產性人口多於消費性人口,國民儲蓄一般維持高位,這為資本形成提供了充足保證,同時大量年輕勞動力的存在不僅解決了勞動投入問題,也有利於創新能力的提高,從而保證了全要素生產率的提升。
老化速度 快過經濟發展
日本在上世紀60年代中後期越過路易斯拐點後,依舊享受人口紅利直到90年代初,韓國在上世紀80年代左右跨過路易斯拐點後至今處於人口紅利窗口階段。根據聯合國資料顯示,中國人口紅利視窗將在2015年關閉(圖1)。事實上,伴隨經濟增長,社會人口結構必然趨於老化。但是中國的老齡化過程顯然快於經濟發展過程,面臨嚴重的「未富先老」問題。自1982年到2009年,中國用了僅僅25年時間,就走完了日本60至70年的路。中國2009年的人均收入不到3500美元,日本1990年的人均收入則為25000美元,但是二者卻擁有相同的人口結構。
消費將上升 投資增速下降
綜上,中國的人口紅利拐點即將到來。未來中國經濟將受到勞動力供應緊張和老齡化持續加快的雙重擠壓。相比於日本和韓國,中國經濟將面臨更為嚴峻的考驗。原因有以下兩個:第一,不同於韓國和日本在跨過路易斯拐點30年之後才遭遇人口紅利拐點,中國的兩大拐點幾乎同時到來,因此勞動力供給的形勢更為嚴峻;第二,不同於韓國和日本在進入老齡化社會時,已經擁有較高的人均收入,中國在收入水平較低時即邁入老齡化,因此經濟增長承受的壓力將更大。
路易斯拐點和人口紅利拐點的相繼越過將給中國經濟帶來諸多挑戰,人口結構的約束將促發中國經濟增長模式的轉變。
雖然路易斯拐點和人口紅利拐點在定義上有區別,但是其對經濟的影響卻有相似之處。
第一,二者都將抬高勞動力供應價格。勞動力供應充分條件下的低通脹,高增長態勢將不可持續;
第二,勞動力供應的緊張將對經濟增長產生不利影響,越過拐點後經濟增長趨勢將出現系統性下降;
第三,勞動力供應約束將改善國民收入的分配形式,勞動報酬佔比上升,從而帶動消費興起;
第四,消費上升將導致儲蓄下降,投資增速將出現下降,經濟增長的動力將由投資轉向消費(圖2);
第五,收入分配將更趨合理。
須收窄收入差距 免重蹈拉美覆轍
在以上五點中,前兩點是越過拐點可能面臨的風險,簡單來說就是高通脹低增長的風險;後三點則是可能面臨的機會,在越過拐點後,經濟內生增長的激勵將增強,消費帶動的經濟增長將擴大服務業需求,從而有效帶動產業升級和經濟增長的持續。
經濟學家庫茲涅茲認為,伴隨經濟增長,收入分配差距先擴大後縮小。收入分配差距最大的那一點即為庫茲涅茲拐點。一國經濟能否成功越過庫茲涅茲拐點,收入差距能否成功縮小,是其能否維持持續增長動力的關鍵。可以看出,拉美各國未能成功越過,令經濟出現中等收入陷阱,衡量經濟不平等程度的基尼係數亦很高,而成功實現跨越的日本、韓國,基尼係數則較低。
結合其他證據,我們相信中國正在接近庫茲涅茲拐點,中國經濟已經處於生死攸關的十字路口。
(二之一)
巴曙松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長
星期三, 3月 09, 2011
SOHO 與瑞房 (續)
星期四, 2月 24, 2011
星期四, 2月 17, 2011
星期四, 1月 13, 2011
決策癱瘓 - 近年投資的自我寫照
左揀右揀,買咗爛橙 - 應抓緊關鍵資訊
作者: 黃國| |
如此操作,結局有三:左諗右諗,原地打躉,坐失良機;左度右度,最終細搏,大勝變小贏;左揀右揀,買咗爛橙,爆升才買,落得一買即艇。上述問題的共通點,一字記之曰:「慢」。查實選擇越多,未必是好事,最終釀成「決策癱瘓」,動彈不得。
何謂決策癱瘓?以一例解釋。一次實驗中,心理學家設定情景:有一年老關節炎患者,需動大手術,基本上是「煎皮拆骨」,料其難以忍受。此際出現一種新 藥,醫生會如何選擇?結果:近半受訪醫師會即試新藥,免老人動刀受苦。接下來才是戲肉:設同時出現兩種新藥,互有優劣,又如何?正路去想,應有更多醫師選 擇用藥,可結果卻恰恰相反:僅四份一受訪醫師選用藥,四份三竟決定開刀算數!
選擇增加,往往令人無所適從。難以決定下,盡快投向最不理性之處,省卻苦惱,人性使然。譬如你認為買股優於揸現金,如市場只有一股,無需多講,都會入貨。但有幾十隻股票,各有千秋,反不能入手,最終所揀,可能是最差選擇:揸現金。
選擇太多外,資訊太多,也會導致「決策癱瘓」。正如之前在報章所寫:「一般人的錯覺,是資訊越多越好,所以經常陷入搜尋資訊的泥沼。」解決辦法:專注找出「關鍵資訊」所在。上次寫報紙,是針對投機思維,今次嘗試解釋如何篩選長線投資的關鍵資訊。
長線投資的關鍵資訊,務必為「新」。新,有兩義。新之第一義:「從無到有」,如09年家電下鄉、汽車下鄉、去年推行經濟適用房,後來汽車股、家電股以及中國建築(3311), 股價大幅飆升,是為鮮明的例子。新之第二義:「恍然大悟」,事件早已存在,只是留意者稀,要半年、甚至一年,終達臨界點,才會忽然人人察覺,人人關心,人 人認同。如2010年上半年,零售市道,已極暢旺,凡有行商場,盲都睇到,但要到第四季,全港散戶才恍然大悟,爭相認同,高位飛身搶入。股價拋物線飛升之 際,也是開到荼靡之時。簡單而言,散戶皆知的資訊,價值近零。
德國股神科斯托蘭尼、日本股神是川銀藏,皆靠「關鍵資訊」獲取鉅利,不妨參考其著作偷師。現時報紙地產版中,商場、寫作樓租金飛升的新聞,不知凡幾,散戶何時方「恍然大悟」?
原文連結
星期四, 12月 23, 2010
中國未富先有日本病
日本的生活消費貴,零售價貴人所共知,張教授就在1986年發表"日本大勢已去",說見到一隻蕃茄零售五美元,一粒葡萄零售一美元,就知道他們的經濟政策有大失誤。
當時日本已是十分富裕的國家,物價貴也可以說是有點經濟基楚,但現在中國還只是發展中國家,人均收入不及美國五分一,深圳人均收入不及香港三分一,但現在居然深圳的人要過香港來買日用品,海南木瓜在香港買比在中國買要平,亦有人比較中國超市一些日常食、用品比美國超市還貴,這是不合常理,就似張教授說日本...他們的經濟政策有大失誤。
陶東的一編博文實可供參考
货币环境正常化,不能只说不做
當時日本已是十分富裕的國家,物價貴也可以說是有點經濟基楚,但現在中國還只是發展中國家,人均收入不及美國五分一,深圳人均收入不及香港三分一,但現在居然深圳的人要過香港來買日用品,海南木瓜在香港買比在中國買要平,亦有人比較中國超市一些日常食、用品比美國超市還貴,這是不合常理,就似張教授說日本...他們的經濟政策有大失誤。
陶東的一編博文實可供參考
货币环境正常化,不能只说不做
星期一, 12月 13, 2010
炒賣也可以扭曲正確的供需訊息
每當政府推出打擊炒賣的措施,社會上就有人會抬出經濟學上炒家的功能,如炒家的價格只是反影對未來供求,可以減少市場價格的波動或給市場反影正確的供需訊息...等等。
我並非不同意炒家有一定的市場功能,但同時炒賣卻可以扭曲正確的供需訊息,歷史上的鬱金香狂潮,鬱金香的價值就被炒至三百多年後的今天也不會到價值。我是看金融經濟應該服務於實體經濟,當炒賣的需求超出或者開始扭曲實體經濟的需求時,由其是影响民生的物資,社會便要警覺而作出相應行動,我們要考慮的不是簡單的炒家功能,水能載舟,亦能覆舟。
最可笑的是一個用以上理由一直支持炒賣的專欄作家,當他自己在期貨市場輸錢時,就批評大戶操控市場,有炒家的市場也可以出現扭曲的供需訊息,大炒家是可以操控市場,他不是今天才知道吧﹗
我並非不同意炒家有一定的市場功能,但同時炒賣卻可以扭曲正確的供需訊息,歷史上的鬱金香狂潮,鬱金香的價值就被炒至三百多年後的今天也不會到價值。我是看金融經濟應該服務於實體經濟,當炒賣的需求超出或者開始扭曲實體經濟的需求時,由其是影响民生的物資,社會便要警覺而作出相應行動,我們要考慮的不是簡單的炒家功能,水能載舟,亦能覆舟。
最可笑的是一個用以上理由一直支持炒賣的專欄作家,當他自己在期貨市場輸錢時,就批評大戶操控市場,有炒家的市場也可以出現扭曲的供需訊息,大炒家是可以操控市場,他不是今天才知道吧﹗
星期一, 11月 08, 2010
量化寬鬆不等於印銀紙?
有人話量化寬鬆不等於印銀紙,原來佢當用戶口過數比銀行唔等於比錢,即係話你自動轉脹比錢唔算比錢,唔知點解其它人要辛勤工作個戶口才有錢可以過戶找數,有D國家可以無中生有喺自己個戶口變錢出嚟過戶找數。
最叻有D人可以話過戶D錢唔係錢﹗
最叻有D人可以話過戶D錢唔係錢﹗
星期一, 11月 01, 2010
星期三, 10月 20, 2010
星期四, 10月 14, 2010
美國不仁,以萬物為芻狗
施先生指出量化寬鬆政策最終引至一場末日的瘋狂,以方便債務國推牌從頭再來過,而這樣一場貨幣戰爭,又將會令百姓遭殃。
美國是這次危機的始作俑者,他們不是不知政策的後果,只是這後果的最大受害人不是美國,而將會是中國及其他債權國。美國天然資源豐富,就算美元大跌,商品價大升,美國也可開採自己的資源,但手持美元美債的國家,就要面對購買力下降,明顯美國是不會讓你買入他的資源,也不賣你高科技,美國就是要賺盡,口口聲聲人權,但就是略奪別國發展機會,侵犯別國人民人權,不折不扣的偽君子國家。
施生總結一句「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我會說「美國不仁,以萬物為芻狗」!
量化寬鬆未見實效
C觀點 - 施永青
(2010年10月14日)
西方國家近日紛紛採取量化寬鬆政策,猛印鈔票以刺激經濟。然而,這些措施除了令到股價與商品價格大升外,卻無法令實體經濟出現真正的起色。失業率依然高企,消費依然不足,產能過剩的問題揮之不去,人們對前途無法燃起希望。
另一方面,同樣的量化寬鬆措施,在中國卻成效顯著。其根本原因是西方之前虛耗過度,早把未來的繁榮透支了。中國政府把增發的鈔票,主要用來築橋起路,開發資源,扶助農村,人民的生活因而得到實質的改善。但西方增發的鈔票,大部分用來還債,而餘下來的也沒法流入實體經濟,只能掀起炒風。
出現這種情況的原因,是過去的一段時間裡,西方無論是民間還是政府,都流行舉債度日。政府為了討好選民,不斷以赤字預算去增加褔利,派免費午餐。而民間則喜歡少做功夫,多歎世界,只好先使未來錢。金融海嘯後,西方不但沒有自我檢討,還埋怨中國借錢給他們,出口貨價又訂得太低,害他們泥足深陷。但現實是借不借、買不買,都是他們自己作主的,怎可以吃了、玩了,還說別人累他,連債也不想還!
金融海嘯後,西方民間已察覺自己欠債難還,故紛紛降低消費水平,除了生活必需品外,甚麼都不願意多買,令產品滯銷,生意難做。在這種情況下,政府增發的鈔票,只能挽救金融機構不致倒閉,卻無法引導資金去開拓新的生意,因為社會早已產能過剩,根本沒有增加生產的空間。
在這種情況下,資金在實體經濟裡很難有新出路,只能拿來收購現有的生意。我們在股市上見到很多大型的收購合併活動,卻不見企業去擴充自己的生意。實體經濟只會在有人做新生意及擴充生意中獲益,單是股權的轉讓,不會令公司增聘人手,增租辦公室,增添生產設備,增加經濟活力,對社會沒有真正的好處。
本來,西方也有不少基建設施其實也已日久老化,需要重建更新,只要政府肯早日拍板,亦可以為資金提供出路。但很多可以起動的項目,都被議會卡住。人們為了究竟應由中央出錢、地方出錢,還是用者自付已爭論不休,加上發展與保育不易平衡,反對黨又橫加阻撓,令基建項目遲遲未能上馬。
在這種情況下,量化寬鬆製造出來的資金都不容易找到出路,於是只好回流金融市場,炒股、炒商品、炒衍生工具。全球掀起另一場更大的資產泡沫。人們意識到末日將近,於是以百倍的瘋狂投入炒賣活動。還未入市的資金,遲早會按捺不住,一起狂炒。或許,西方的債務國正需要一場末日的瘋狂,以方便他們推牌從頭再來過。然而,這樣一場貨幣戰爭,又將會令多少百姓遭殃?真是「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
美國是這次危機的始作俑者,他們不是不知政策的後果,只是這後果的最大受害人不是美國,而將會是中國及其他債權國。美國天然資源豐富,就算美元大跌,商品價大升,美國也可開採自己的資源,但手持美元美債的國家,就要面對購買力下降,明顯美國是不會讓你買入他的資源,也不賣你高科技,美國就是要賺盡,口口聲聲人權,但就是略奪別國發展機會,侵犯別國人民人權,不折不扣的偽君子國家。
施生總結一句「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我會說「美國不仁,以萬物為芻狗」!
量化寬鬆未見實效
C觀點 - 施永青
(2010年10月14日)
西方國家近日紛紛採取量化寬鬆政策,猛印鈔票以刺激經濟。然而,這些措施除了令到股價與商品價格大升外,卻無法令實體經濟出現真正的起色。失業率依然高企,消費依然不足,產能過剩的問題揮之不去,人們對前途無法燃起希望。
另一方面,同樣的量化寬鬆措施,在中國卻成效顯著。其根本原因是西方之前虛耗過度,早把未來的繁榮透支了。中國政府把增發的鈔票,主要用來築橋起路,開發資源,扶助農村,人民的生活因而得到實質的改善。但西方增發的鈔票,大部分用來還債,而餘下來的也沒法流入實體經濟,只能掀起炒風。
出現這種情況的原因,是過去的一段時間裡,西方無論是民間還是政府,都流行舉債度日。政府為了討好選民,不斷以赤字預算去增加褔利,派免費午餐。而民間則喜歡少做功夫,多歎世界,只好先使未來錢。金融海嘯後,西方不但沒有自我檢討,還埋怨中國借錢給他們,出口貨價又訂得太低,害他們泥足深陷。但現實是借不借、買不買,都是他們自己作主的,怎可以吃了、玩了,還說別人累他,連債也不想還!
金融海嘯後,西方民間已察覺自己欠債難還,故紛紛降低消費水平,除了生活必需品外,甚麼都不願意多買,令產品滯銷,生意難做。在這種情況下,政府增發的鈔票,只能挽救金融機構不致倒閉,卻無法引導資金去開拓新的生意,因為社會早已產能過剩,根本沒有增加生產的空間。
在這種情況下,資金在實體經濟裡很難有新出路,只能拿來收購現有的生意。我們在股市上見到很多大型的收購合併活動,卻不見企業去擴充自己的生意。實體經濟只會在有人做新生意及擴充生意中獲益,單是股權的轉讓,不會令公司增聘人手,增租辦公室,增添生產設備,增加經濟活力,對社會沒有真正的好處。
本來,西方也有不少基建設施其實也已日久老化,需要重建更新,只要政府肯早日拍板,亦可以為資金提供出路。但很多可以起動的項目,都被議會卡住。人們為了究竟應由中央出錢、地方出錢,還是用者自付已爭論不休,加上發展與保育不易平衡,反對黨又橫加阻撓,令基建項目遲遲未能上馬。
在這種情況下,量化寬鬆製造出來的資金都不容易找到出路,於是只好回流金融市場,炒股、炒商品、炒衍生工具。全球掀起另一場更大的資產泡沫。人們意識到末日將近,於是以百倍的瘋狂投入炒賣活動。還未入市的資金,遲早會按捺不住,一起狂炒。或許,西方的債務國正需要一場末日的瘋狂,以方便他們推牌從頭再來過。然而,這樣一場貨幣戰爭,又將會令多少百姓遭殃?真是「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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