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轉變 中國處生死關口

路易斯拐點就常看到，這編文還提到較少人說的人口紅利視窗及庫茲涅茲拐點。

人口轉變 中國處生死關口
【明報專訊】2011年7月25日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保持了高速增長，其中農村勞動力轉移和勞動人口佔比持續上升，不僅為中國經濟發展提供了充足的勞動力供應，也通過高儲蓄率保證了資本存量的不斷增加。但是這一增長的動力在2004年之後開始弱化，中國經濟已經越過路易斯拐點(即勞動力過剩向短缺的轉折點)。

長期來看，人口紅利視窗也將在2013年前後關閉。兩大拐點的越過，將為中國經濟發展帶來隱憂，過去30年支援中國高增長的發展模式將不可持續，中國經濟亟待轉型。

從人口紅利 走向人口負債

短期而言，從勞動力無限供給到跨越「路易斯拐點」、從「人口紅利」走向「人口負債」的轉變，會影響一國的負債融資能力、資產配置能力及使用槓桿率的能力，並相應產生三種潛在的風險：融資風險、資產價格下行風險及槓桿率收縮風險。人口結構對國家資產負債表的可能衝擊限制了政策的騰挪空間，未來經濟過熱與經濟「硬陸」之間的切換更為頻繁。

路易斯拐點的基本定義是，在二元經濟存在的情下，農村存在大量剩餘勞動力，因此勞動力從農業向非農領域的轉移不會引致工資水平的上升，換言之，農村勞動力是無限供應的。當路易斯拐點到來之時，非農產業必須提高工資水平才能吸引更多的農村勞動力轉移。自2004年前後，一方面我們觀測到了農村勞動力工資水平的上升，另一方面也觀測到農村勞動力轉移速度的趨緩，這一價格和數量相悖，正說明農村勞動力的無限供應已經結束。

一般而言，有二元經濟特徵的國家往往首先經歷路易斯拐點，此後這些國家不再享受大量農村剩餘勞動力帶來的低廉成本，但是總勞動人口存量依然巨大，撫養比依舊較低，在勞動力供應方面仍不存在明顯的約束。這種高勞動人口佔比，低撫養比的人口結構優勢即為人口紅利。由於生產性人口多於消費性人口，國民儲蓄一般維持高位，這為資本形成提供了充足保證，同時大量年輕勞動力的存在不僅解決了勞動投入問題，也有利於創新能力的提高，從而保證了全要素生產率的提升。

老化速度 快過經濟發展

日本在上世紀60年代中後期越過路易斯拐點後，依舊享受人口紅利直到90年代初，韓國在上世紀80年代左右跨過路易斯拐點後至今處於人口紅利窗口階段。根據聯合國資料顯示，中國人口紅利視窗將在2015年關閉(圖1)。事實上，伴隨經濟增長，社會人口結構必然趨於老化。但是中國的老齡化過程顯然快於經濟發展過程，面臨嚴重的「未富先老」問題。自1982年到2009年，中國用了僅僅25年時間，就走完了日本60至70年的路。中國2009年的人均收入不到3500美元，日本1990年的人均收入則為25000美元，但是二者卻擁有相同的人口結構。

消費將上升 投資增速下降

綜上，中國的人口紅利拐點即將到來。未來中國經濟將受到勞動力供應緊張和老齡化持續加快的雙重擠壓。相比於日本和韓國，中國經濟將面臨更為嚴峻的考驗。原因有以下兩個：第一，不同於韓國和日本在跨過路易斯拐點30年之後才遭遇人口紅利拐點，中國的兩大拐點幾乎同時到來，因此勞動力供給的形勢更為嚴峻；第二，不同於韓國和日本在進入老齡化社會時，已經擁有較高的人均收入，中國在收入水平較低時即邁入老齡化，因此經濟增長承受的壓力將更大。

路易斯拐點和人口紅利拐點的相繼越過將給中國經濟帶來諸多挑戰，人口結構的約束將促發中國經濟增長模式的轉變。

雖然路易斯拐點和人口紅利拐點在定義上有區別，但是其對經濟的影響卻有相似之處。

第一，二者都將抬高勞動力供應價格。勞動力供應充分條件下的低通脹，高增長態勢將不可持續；

第二，勞動力供應的緊張將對經濟增長產生不利影響，越過拐點後經濟增長趨勢將出現系統性下降；

第三，勞動力供應約束將改善國民收入的分配形式，勞動報酬佔比上升，從而帶動消費興起；

第四，消費上升將導致儲蓄下降，投資增速將出現下降，經濟增長的動力將由投資轉向消費(圖2)；

第五，收入分配將更趨合理。

須收窄收入差距 免重蹈拉美覆轍

在以上五點中，前兩點是越過拐點可能面臨的風險，簡單來說就是高通脹低增長的風險；後三點則是可能面臨的機會，在越過拐點後，經濟內生增長的激勵將增強，消費帶動的經濟增長將擴大服務業需求，從而有效帶動產業升級和經濟增長的持續。

經濟學家庫茲涅茲認為，伴隨經濟增長，收入分配差距先擴大後縮小。收入分配差距最大的那一點即為庫茲涅茲拐點。一國經濟能否成功越過庫茲涅茲拐點，收入差距能否成功縮小，是其能否維持持續增長動力的關鍵。可以看出，拉美各國未能成功越過，令經濟出現中等收入陷阱，衡量經濟不平等程度的基尼係數亦很高，而成功實現跨越的日本、韓國，基尼係數則較低。

結合其他證據，我們相信中國正在接近庫茲涅茲拐點，中國經濟已經處於生死攸關的十字路口。

(二之一)

巴曙松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