還在探索中的社會民主主義

今天明報內一編文章的節錄，介紹了社會民主主義者朱特的思想，反思歐洲的社會模式，其中錯中複雜的歷史因素及多樣性，使我不其然的想到香港民主派甚至香港社會的簡單化單一民主思想，除了間中看到施永青有提出民主發展不是只有一個模式，似乎就沒有看到其他民主主義人士有對多發展可能論述及討論。

"...幾近忽略朱特 值得深思

以上兩個原因都可分別大書特書，但卻我想詳談最後一個原因﹕在香港介紹這位社會民主主義者，到底是否合宜？在英語世界中，朱特應該算是最具有學術地位的社會民主支持者，有網上查一下，中國大陸與台灣亦有文章介紹他的思想與作品，包括悼文，國內甚至已翻譯出版了他兩本著作，其中之一更是他晚年的鉅著《戰後史﹕1945年後》（Postwar: A History of Europe since 1945）。香港有社會民主連線這顆政治新星，可是，對朱特幾乎沒有起碼的關注，這是一個值得深思的現象。

作為歷史學家，朱特對社會民主理念的認同，較少出自哲學性的推衍與思辯，而是歷史考察與省思。他指出，西歐戰後建立福利國家，不像今天的「中國模式」，並不是社會民主理念的偉大實現，相反，它是跨黨派的歷史共識，是在政治信心極度低落的情况下經營出來的。朱特認為，戰後歐洲已失去了意識形態魅力，不管是法國的革命傳統，還是德國的民族主義。東歐固然在蘇聯的支配下實行官方共產主義，西歐也好不到了哪裏，在美國的陰影下重建，追求的是穩定的民主制度，走出兩次大戰間的極端政治，不管是希特拉的納粹主義，還是史太林的專政。

如果你願意花時間去讀一下《戰後史》的第六章，你會發現，歐洲的社會民主起源多種多樣，不斷求變，不斷妥協。例如，北歐國家的社會主義政黨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已排拒俄國革命式的鬥爭，以及德國社民黨的路線，尋求工人、農民、資本家對福利國家及法團主義（corporatism）的認同；至於西德，社會民主共識當然建立在戰後政經重建之中；英國四、五十年代的福利制度與國營企業體系，工黨帶頭，而保守黨也認同。

六十年代以後，歐洲人才開始敢說有所謂「歐洲模式」，然而，旋即遭受更大的質疑與挑戰，特別是年輕一代。他們批評國家權力膨脹、政府及工會官僚化，或1968年法國學生革命時所抗議的「異化」。因此，歐洲政府的社會民主模式也在變，例如，政府的權力除了在福利、稅收方面保持主導之外，在大部分道德與公民自由領域上，權力已退下來，就連基督教民主主義者也不敢太放肆張揚。

八十年代以降，歐洲颳起新右翼或新自由主義風潮﹕市場化、私有化等等，社會民主共識遭受更大衝擊，但是，朱特跟不少左翼人士的看法稍有不同，他不認為社會民主沒有希望，反而它已變成歐洲人（英國可能除外）生活的一部分。朱特舉例，2005年的德國基督民主主義者默克爾（Angela Dorothea Merkel）打敗社民黨候選人，並不在於她提出了不一樣的政治綱領，而是她認同大部分社民主張。至於東歐各國在1989年後，雖經過短暫的震盪治療法，但也要在社會民主的各種制度中站穩陣腳。

不過，朱特並不認為社會民主帶人類進入天堂，社會民主運動是充滿不確定的二十世紀中冒起的，是對資本主義的不穩定及不道德制度的批判，以及另尋出路。兩次大戰後如是，今天的歐洲甚至世界亦如是，朱特認為，它留給我們豐富的社會遺產與記憶，不應隨意拋棄。

沒有政治論述能力

去年十月，他在紐約大學演講，題為〈社會民主中什麼是仍然活着的，什麼是壞死的？〉（What is living and dead in social democracy）。他指出，美國社會（香港也是？）最大的缺點是沒有政治論述能力，無法想像另類出路，尤其是不懂得如何「思考國家」（「think the state」）。朱特不是一位國族主義者，不是叫我們心繫家國。他認為，「思考國家」就是思考與論述「社會」，找出社會集體的需要，扣連群體的道德訴求，進一步運用政府或國家政策去實現社會利益與公義。

國內自由派知識分子愛談民主轉型，香港民主派談一步一腳印的妥協，有人說沒有抗爭哪有改變。不過，整個討論化約成策略的考量，而不是歸結到這個城市、國家的政經結構與危機，在充滿不確定性中，該提出什麼的社會需要與道德要求？在高唱入雲的「大國主義」之外，想像與尋求一種怎樣的另類可能？如果香港真有社會民主運動的苗頭，這些都是不可迴避的問題。

文 葉蔭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