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是年輕人，但多年才等到的大牛市不參與實在對不起自己，取重要是風險管理，就如文早指出見頂後能否逃生。
要賺大錢機會難逢
黃國英錦囊 2015 04 13
「現在是否牛三？」
點樣算係，點樣算唔係？係又點，唔係又點？「今次升浪會有幾耐？」答案顯而易見，見頂大幅回落之後就自然水落石出。
大部分人好奇怪，還是有所謂書生心態，好似要答完一大堆無謂問題才可以有資格入場，又或者將投資當作是一場辯論比賽。
我們目的是要賺錢，而不是吟詩作對。
真正關鍵的問題，是升浪是否已經在目前水位終結，答案是未的話，下一條問題是萬一睇錯，會輸幾多，跟住已經可以釐定注碼出擊，然後才慢慢想甚麼潛在契機可以逆轉形勢。
近兩日有朋友勸自己見好就收，完全不明白他們夠膽輸為甚麼不能夠膽贏。這種升市幾年才會逢一閏，不去嘗試好好把握，就有如手上得一對東都唔肯拆，叫食混一色，到回復過去幾年那一種爛牌歲月，就只會慨嘆那些年曾經如此好炒，手執靚牌卻白白錯失良機。
年輕人放膽去博
其實對於年輕人來講，今次無論如何，一定要博。即使最後輸到一乾二淨，在泡沫中實戰的經驗是極其重要，只有在這種過程之中，才會真正認識自己，知道在快速高壓的環境中會如何反應，贏錢時會否不可一世，鬆懈變得盲目，而見頂之後又能否灑脫逃生，以及有沒有能力去觀察逆轉的契機，還有如何管理風險的技巧。
沒有經歷，就只會一世停留在紙上談兵，問類似上述的廢問題。如果要輸幾十萬去換今次的經驗，自己覺得抵過讀大學，沒有九七股災，就不會成就今日的我。
不必擔心，人生總會遇到幾個泡沫，試鍊之後肯定他日可以派用場。
星期一, 3月 02, 2015
星期二, 2月 24, 2015
星期三, 2月 04, 2015
保育流於口號 香港喪失文化寶庫
以前植民政府可能一直存在忘本的教育及制度建設，似乎新的特區政府並沒有改變，反而中國文化及歷史上的教育比植民時期做得更差，特區政府不著重文化建置，只推功利實用主意的語文及通識教學，到頭來惡補就推沒有文化內涵的國民教育....
以香港政府人事的眼光作風，甚麼甚麼局...唉...到頭來又只會變成用錢多但作用少的官僚機構。
保育流於口號 香港喪失文化寶庫
【明報專訊】近年大陸的移動遊戲崛起，令到金庸小說版權大受追捧，這兩年不少大陸朋友托我向「明河社」查詢手機遊戲授權，有部分公司更開出近千萬元人民幣授權費。其實金庸小說已經經歷單機遊戲及網絡遊戲階段，早在90年代，台灣智冠一口氣簽下六七套小說改編遊戲，最著名的《金庸群俠傳單機版》更被遊戲迷視作武俠遊戲的經典，而當年版權費只需數萬港元。到了2000年，網絡遊戲興起，金庸的遊戲授權費提升至數十萬港幣，期間先後推出了由台灣開發商研發的《金庸群俠傳網絡版》及《笑傲江湖》。
金庸小說改編價值翻百倍
近年大陸開發商開始關注小說改編遊戲的熱潮，中國搜狐以數百萬人民幣取得《天龍八部網絡版》改編權，並由子公司北京暢遊研發及發行，遊戲上市後大受歡迎，創下年收十億人民幣的紀錄。到了2012年的手機遊戲時代，之前沒人問津的金庸短篇小說，例如《碧血劍》及《連城缺》等，都受到遊戲商追捧，14部金庸小說全數授出，為「明河社」帶來近億港幣的收入。
上年11月，被倪匡評為「天下第一」的《天龍八部3D》手機遊戲正式登陸中國Android及IOS平台，第一個月的銷量額竟然突破1億元人民幣，業界為之嘩然！12月份的銷量額更加突破2億人民幣，成為大陸目前收入最高手遊之一。
天龍八部推手遊 一個月銷量破億
這個重量級的金庸手機遊戲《天龍八部3D》將會於近期回歸香港及澳門，負責這產品宣傳的是項明生，項明生被媒體稱為「宅男教主」，他曾經是Sony PS系列的宣傳推手，項明生會於2月11日遊戲開測日，聯同女神連詩雅及男神王宗堯在「利舞台」舉行「天龍八部3D武林大會」，而屆時漫畫版《倚天屠龍記》主編馬榮成，漫畫版《天龍八部》美術總監邱福龍，漫畫版《射鵰英雄傳》主編李志清會一同出席，揭開這次由金庸帶起的遊戲武林大會。
金庸先生由1955年開始創作《書劍恩仇錄》，直至1972年完成《鹿鼎記》，期間創作了14本驚世巨著，倪匡先生用16個字來評價金庸小說：「古今中外，空前絕後，前無古人，後無來者」，這形容一點也不誇張，金庸的小說影響全球三代華人。我和倪匡先生於2010年成立了「香港小說會」，我們都有一個心願，希望能夠向香港政府申請成立「金庸博物館」，我們相信這個博物館將會成為全球華人朝聖之地，金庸小說絕對是香港人最值得驕傲的文化寶典。
建金庸博物館 遙遙無期
可惜和政府多次洽淡下，得出的結果令人氣餒：第一，為了公眾利益，香港政府不會撥款支持某個人的作品，例如2013年由我策劃的「衛斯理50周年展」就申請不了創意香港的贊助；第二，香港土地緊張，不容易找到適合的地方用做永久文化館，例如「李小龍展館」至今還沒法落實等。我作為一個小商人，不了解政府官僚制度，只是對於相關的官員一方面不斷叫口號支持創新及創作，另一方面又提出不同原因去拒絕保育香港特有的本土文化，我相信再過幾十年後，香港人除了那些冷冰冰的建築群外，那活生生文化寶庫，將會慢慢消失。
施仁毅
Gameone董事長
香港遊戲產業協會主席
以香港政府人事的眼光作風，甚麼甚麼局...唉...到頭來又只會變成用錢多但作用少的官僚機構。
保育流於口號 香港喪失文化寶庫
【明報專訊】近年大陸的移動遊戲崛起，令到金庸小說版權大受追捧，這兩年不少大陸朋友托我向「明河社」查詢手機遊戲授權，有部分公司更開出近千萬元人民幣授權費。其實金庸小說已經經歷單機遊戲及網絡遊戲階段，早在90年代，台灣智冠一口氣簽下六七套小說改編遊戲，最著名的《金庸群俠傳單機版》更被遊戲迷視作武俠遊戲的經典，而當年版權費只需數萬港元。到了2000年，網絡遊戲興起，金庸的遊戲授權費提升至數十萬港幣，期間先後推出了由台灣開發商研發的《金庸群俠傳網絡版》及《笑傲江湖》。
金庸小說改編價值翻百倍
近年大陸開發商開始關注小說改編遊戲的熱潮，中國搜狐以數百萬人民幣取得《天龍八部網絡版》改編權，並由子公司北京暢遊研發及發行，遊戲上市後大受歡迎，創下年收十億人民幣的紀錄。到了2012年的手機遊戲時代，之前沒人問津的金庸短篇小說，例如《碧血劍》及《連城缺》等，都受到遊戲商追捧，14部金庸小說全數授出，為「明河社」帶來近億港幣的收入。
上年11月，被倪匡評為「天下第一」的《天龍八部3D》手機遊戲正式登陸中國Android及IOS平台，第一個月的銷量額竟然突破1億元人民幣，業界為之嘩然！12月份的銷量額更加突破2億人民幣，成為大陸目前收入最高手遊之一。
天龍八部推手遊 一個月銷量破億
這個重量級的金庸手機遊戲《天龍八部3D》將會於近期回歸香港及澳門，負責這產品宣傳的是項明生，項明生被媒體稱為「宅男教主」，他曾經是Sony PS系列的宣傳推手，項明生會於2月11日遊戲開測日，聯同女神連詩雅及男神王宗堯在「利舞台」舉行「天龍八部3D武林大會」，而屆時漫畫版《倚天屠龍記》主編馬榮成，漫畫版《天龍八部》美術總監邱福龍，漫畫版《射鵰英雄傳》主編李志清會一同出席，揭開這次由金庸帶起的遊戲武林大會。
金庸先生由1955年開始創作《書劍恩仇錄》，直至1972年完成《鹿鼎記》，期間創作了14本驚世巨著，倪匡先生用16個字來評價金庸小說：「古今中外，空前絕後，前無古人，後無來者」，這形容一點也不誇張，金庸的小說影響全球三代華人。我和倪匡先生於2010年成立了「香港小說會」，我們都有一個心願，希望能夠向香港政府申請成立「金庸博物館」，我們相信這個博物館將會成為全球華人朝聖之地，金庸小說絕對是香港人最值得驕傲的文化寶典。
建金庸博物館 遙遙無期
可惜和政府多次洽淡下，得出的結果令人氣餒：第一，為了公眾利益，香港政府不會撥款支持某個人的作品，例如2013年由我策劃的「衛斯理50周年展」就申請不了創意香港的贊助；第二，香港土地緊張，不容易找到適合的地方用做永久文化館，例如「李小龍展館」至今還沒法落實等。我作為一個小商人，不了解政府官僚制度，只是對於相關的官員一方面不斷叫口號支持創新及創作，另一方面又提出不同原因去拒絕保育香港特有的本土文化，我相信再過幾十年後，香港人除了那些冷冰冰的建築群外，那活生生文化寶庫，將會慢慢消失。
施仁毅
Gameone董事長
香港遊戲產業協會主席
星期六, 1月 24, 2015
「末人」革命：香港新生代的民主追求
我會擁護對自由、公平的追求，但對最近新生代及那些極端本土意識的所謂理想公義主張卻有無明的厭惡，今天看到這文或多或少可解釋為何我會感到厭惡，因為他們常說是為港人未來爭取公平公義，但我看到的是自私的一群，只是在追求個人利益，就如最近有支持佔中的人一邊話警察，一邊卻因警察人工高而去投考，佔中是以挷嫁他人利益來爭取自己的訴求，所以他們就義正詞嚴的樣子叫別人犧牲，說甚麼我們都只不過是為你爭取權益，但當面對自己的利益時，他們卻又是另一個樣。
筆陣﹕「末人」革命：香港新生代的民主追求 ／袁彌昌
【明報專訊】
美國政治經濟學者法蘭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在1992年的著作《歷史的終結與最後一人》（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中指出，西方自由民主政制的到來，可能是人類社會演化的終點，是人類政府的最終形式，但人們只管一味套用在前面的「歷史的終結」，卻經常忽略了在後面的「最後一人」。
無論是「最後一人」（台譯）或「最後之人」（中譯），其實皆指「末人」這概念。「末人」是德國哲學家尼采於他的《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中提出與「超人」對立的概念——所謂「末人」是生活於安逸與自滿中，絲毫不懂得由痛苦和孤獨中提升自我的人，他們始終眨着眼睛，認為自己「發現了幸福」，滿足於晝夜間的「小快樂」，「珍愛健康」，害怕過度勞累。也就是說，他們把自己當作最終目的，除了個人安樂之外，缺乏任何精神追求。
香港奇蹟創造「末人」
福山之所以透過「歷史終結論」復活了「末人」這概念，就是擔心自由民主時代會變成「末人」世界：現代公民們最終滿足於自由民主社會中人權和福利等概念所保障的一切「小快樂」，而無法超越自身，失去了創造歷史的動力。
筆者認為，「末人」概念有助我們了解香港新生代與上一代在精神或價值上的差異，亦可透過它來了解香港新生代的民主追求的本質。
不少人都認為，香港新生代與上一代的最大分別，反映在兩者之間的拼搏精神的差異上。儘管人們經常將這種拼搏精神簡單解釋為「為兩餐」，但我們不能抹殺這種「為生活我可以忍」的拼搏及犧牲精神，實際上也是一種精神追求——他們願意為了家庭及子女，而犧牲自己的享受，並戰勝競爭對手——就是這種精神，令上一代成為了資本主義社會裏得以生存的「適者」。因此，他們不是尼采所描繪的「末人」。
不過，由於香港經濟起飛及社會環境持續好轉，令新生代有機會成長於一個物質豐富的環境裏，而他們的家人亦盡可能滿足他們的要求，令他們得以生活於安逸與自滿中，認為自己「發現了幸福」，但同時亦失去了拼搏精神及其他精神追求。如果福山說自由民主創造了由一種欲望和理性組合而成，但卻沒有抱負的人，那麼香港的經濟奇蹟也創造了這種「末人」：他們「把自己的優越感無償獻給舒適的自我保存」，「他們沒有任何獲得比他人更偉大的認可的欲望，因此就沒有傑出感和成就感。他們完全沉緬於自己的幸福而對不能超越這些願望不會感受到任何羞愧」。
對於認為自由民主是人類社會演化的終點的福山而言，「末人」世界頂多是人們精神沉淪，可悲一點而已，至少生活不會受到威脅，但對於香港的「末人」來說，他們的光輝歲月卻稍縱即逝。回歸後，香港經歷了眾多危機，經濟環境愈趨嚴峻，而同一時間，中國崛起亦令香港在政治與經濟上，無可避免地受到大陸的影響與挑戰——這些改變令他們一直視為當然的「末人」生活，再難以得到保障。
藉區隔陸港保障「末人」生活
因此，新生代的政治訴求亦反映出他們把自己當作最終目的，以自我保存為主的價值觀，其目標是保障他們的「末人」生活，使之不受任何因素影響。因而他們要求「命運自主」，希望藉民主來保障他們固有的生活模式，亦同時令區隔陸港兩地成為他們的政治主張的重要一環，因為這是影響他們生活的最關鍵因素。對他們來說，無論是民主、本土主義或港獨也好，全都可以視為達到區隔的手段，而佔領運動亦只不過是他們為了保障自己生活的「末人」革命而已。
由此可見，新生代的民主追求是不同於上一代的民主追求的，在佔領運動中亦有不少地方可印證這一點。首先，早在佔中三子籌劃佔領行動時，學生們已在籌劃自己的佔領行動，並於運動爆發後成功將三子邊緣化，主導了整個運動，後來又不聽勸告，與三子決裂，不惜玉石俱焚也要繼續佔領下去，卻又不肯承擔責任，這一切反映出他們只在乎自己的心態。而新生代認為他們已進入所謂「後物質時代」，也可以理解為「末人」心態的一種延伸，認為物質生活是理所當然。
同樣值得留意的是，如果按照福山的說法，自由民主將產生「人人相同，人人平等」卻「沒有抱負」的「最後之人」，那麼即使最終能達至民主亦可能非香港之福。事實上，香港乃「四戰之地」，前面要面對全球競爭，後面則要防範大陸取而代之，所以最容不下的，就是導致無法超越自身，失去了創造歷史的動力的「末人」心態——假使能夠擺脫這條「末人」之路，香港應該還有可能殺出一條血路，否則窮幾代人努力建設的香港，很可能會斷送在一代人手裏。
袁彌昌
中文大學全球政經碩士課程客席講師
筆陣﹕「末人」革命：香港新生代的民主追求 ／袁彌昌
【明報專訊】
美國政治經濟學者法蘭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在1992年的著作《歷史的終結與最後一人》（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中指出，西方自由民主政制的到來，可能是人類社會演化的終點，是人類政府的最終形式，但人們只管一味套用在前面的「歷史的終結」，卻經常忽略了在後面的「最後一人」。
無論是「最後一人」（台譯）或「最後之人」（中譯），其實皆指「末人」這概念。「末人」是德國哲學家尼采於他的《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中提出與「超人」對立的概念——所謂「末人」是生活於安逸與自滿中，絲毫不懂得由痛苦和孤獨中提升自我的人，他們始終眨着眼睛，認為自己「發現了幸福」，滿足於晝夜間的「小快樂」，「珍愛健康」，害怕過度勞累。也就是說，他們把自己當作最終目的，除了個人安樂之外，缺乏任何精神追求。
香港奇蹟創造「末人」
福山之所以透過「歷史終結論」復活了「末人」這概念，就是擔心自由民主時代會變成「末人」世界：現代公民們最終滿足於自由民主社會中人權和福利等概念所保障的一切「小快樂」，而無法超越自身，失去了創造歷史的動力。
筆者認為，「末人」概念有助我們了解香港新生代與上一代在精神或價值上的差異，亦可透過它來了解香港新生代的民主追求的本質。
不少人都認為，香港新生代與上一代的最大分別，反映在兩者之間的拼搏精神的差異上。儘管人們經常將這種拼搏精神簡單解釋為「為兩餐」，但我們不能抹殺這種「為生活我可以忍」的拼搏及犧牲精神，實際上也是一種精神追求——他們願意為了家庭及子女，而犧牲自己的享受，並戰勝競爭對手——就是這種精神，令上一代成為了資本主義社會裏得以生存的「適者」。因此，他們不是尼采所描繪的「末人」。
不過，由於香港經濟起飛及社會環境持續好轉，令新生代有機會成長於一個物質豐富的環境裏，而他們的家人亦盡可能滿足他們的要求，令他們得以生活於安逸與自滿中，認為自己「發現了幸福」，但同時亦失去了拼搏精神及其他精神追求。如果福山說自由民主創造了由一種欲望和理性組合而成，但卻沒有抱負的人，那麼香港的經濟奇蹟也創造了這種「末人」：他們「把自己的優越感無償獻給舒適的自我保存」，「他們沒有任何獲得比他人更偉大的認可的欲望，因此就沒有傑出感和成就感。他們完全沉緬於自己的幸福而對不能超越這些願望不會感受到任何羞愧」。
對於認為自由民主是人類社會演化的終點的福山而言，「末人」世界頂多是人們精神沉淪，可悲一點而已，至少生活不會受到威脅，但對於香港的「末人」來說，他們的光輝歲月卻稍縱即逝。回歸後，香港經歷了眾多危機，經濟環境愈趨嚴峻，而同一時間，中國崛起亦令香港在政治與經濟上，無可避免地受到大陸的影響與挑戰——這些改變令他們一直視為當然的「末人」生活，再難以得到保障。
藉區隔陸港保障「末人」生活
因此，新生代的政治訴求亦反映出他們把自己當作最終目的，以自我保存為主的價值觀，其目標是保障他們的「末人」生活，使之不受任何因素影響。因而他們要求「命運自主」，希望藉民主來保障他們固有的生活模式，亦同時令區隔陸港兩地成為他們的政治主張的重要一環，因為這是影響他們生活的最關鍵因素。對他們來說，無論是民主、本土主義或港獨也好，全都可以視為達到區隔的手段，而佔領運動亦只不過是他們為了保障自己生活的「末人」革命而已。
由此可見，新生代的民主追求是不同於上一代的民主追求的，在佔領運動中亦有不少地方可印證這一點。首先，早在佔中三子籌劃佔領行動時，學生們已在籌劃自己的佔領行動，並於運動爆發後成功將三子邊緣化，主導了整個運動，後來又不聽勸告，與三子決裂，不惜玉石俱焚也要繼續佔領下去，卻又不肯承擔責任，這一切反映出他們只在乎自己的心態。而新生代認為他們已進入所謂「後物質時代」，也可以理解為「末人」心態的一種延伸，認為物質生活是理所當然。
同樣值得留意的是，如果按照福山的說法，自由民主將產生「人人相同，人人平等」卻「沒有抱負」的「最後之人」，那麼即使最終能達至民主亦可能非香港之福。事實上，香港乃「四戰之地」，前面要面對全球競爭，後面則要防範大陸取而代之，所以最容不下的，就是導致無法超越自身，失去了創造歷史的動力的「末人」心態——假使能夠擺脫這條「末人」之路，香港應該還有可能殺出一條血路，否則窮幾代人努力建設的香港，很可能會斷送在一代人手裏。
袁彌昌
中文大學全球政經碩士課程客席講師
星期一, 1月 19, 2015
本末倒置
有學生支持者批評要求王俊杰表明是否支持港獨這種要求人人表態的思維是危險的，我同意要求人人表態的思維是危險，但事實上那些人在佔中及國教運動其間出現要求政治不熱中或沒有明顯政治立場的娛樂中人、商人甚至一般人表態的現像不但沒有作出批評，有些人更指責不表態的人，你唔出聲讚同佢哋都係有罪。
現在這些支持學生的人卻反過來對政治有明顯立場，熱中對政治發表意見的人，說要求他們表明港獨立場是危險的，這明顯是本末倒置，因為我們不是要一般人作出表態，而是要意見領袖或意見發表者表明本身立場，從而讓接收意見的人更能分析意見的真偽或徧差。
就如我們會要求財經分析員或專欄作家，要聲明有沒有持有發表意見的股票，讓讀者權衡分辨當中有沒有利益、意見的可信性，進而持有或賣出股票，而不是反過來要一般大眾聲明是否持有股票。
現在這些支持學生的人卻反過來對政治有明顯立場，熱中對政治發表意見的人，說要求他們表明港獨立場是危險的，這明顯是本末倒置，因為我們不是要一般人作出表態，而是要意見領袖或意見發表者表明本身立場，從而讓接收意見的人更能分析意見的真偽或徧差。
就如我們會要求財經分析員或專欄作家，要聲明有沒有持有發表意見的股票，讓讀者權衡分辨當中有沒有利益、意見的可信性，進而持有或賣出股票，而不是反過來要一般大眾聲明是否持有股票。
星期四, 1月 15, 2015
敢做不敢認
以下是明報的節錄，很明顯王俊杰是避重就輕，不敢直接答記者的問題，若他說梁振英扣他帽子，不如說王俊杰扣人帽子，不許人反對他的主張及論述還正確點，敢做不敢認，不許對方批評反駁似乎是時下一些所謂民主人事的做事作風。
【明報專訊】對於特首梁振英在《施政報告》批評《學苑》 多次鼓吹港獨，並點名批評學苑前副總編輯王俊杰，王俊杰接受訪問時反駁，「若無人有獨立、脫離北京管治的想法，我們如何煽動港獨也無法成功」。王批評，梁今次的做法是濫用施政報告時間批評學苑；被問及他是否支持香港獨立時，王回應指不會在公開場合談論個人政見....
(事實上從個人接觸到的人上，或是佔中時做的民意調查，港獨不是沒有市場，但那些所謂民主派或是支持者似乎都不以為然，說是沒有其事，中央不可誤讀民意，我想這樣自欺欺人不但不會減低中央的介心，反而不能看到解決中央及香港關係問題的出路..)
P.S. 不認不認還需認，王俊杰之後在其他場合表明個人支持港獨，但還是說《學苑》 不是鼓吹而是探討港獨，但探討跟主張也只是一線之差，如在所謂的「探討」中是偏向單方面的論述...沒有反方的論述...那探討就跟主張沒分別，「探討」只是在掛羊頭賣狗肉。
【明報專訊】對於特首梁振英在《施政報告》批評《學苑》 多次鼓吹港獨，並點名批評學苑前副總編輯王俊杰，王俊杰接受訪問時反駁，「若無人有獨立、脫離北京管治的想法，我們如何煽動港獨也無法成功」。王批評，梁今次的做法是濫用施政報告時間批評學苑；被問及他是否支持香港獨立時，王回應指不會在公開場合談論個人政見....
(事實上從個人接觸到的人上，或是佔中時做的民意調查，港獨不是沒有市場，但那些所謂民主派或是支持者似乎都不以為然，說是沒有其事，中央不可誤讀民意，我想這樣自欺欺人不但不會減低中央的介心，反而不能看到解決中央及香港關係問題的出路..)
P.S. 不認不認還需認，王俊杰之後在其他場合表明個人支持港獨，但還是說《學苑》 不是鼓吹而是探討港獨，但探討跟主張也只是一線之差，如在所謂的「探討」中是偏向單方面的論述...沒有反方的論述...那探討就跟主張沒分別，「探討」只是在掛羊頭賣狗肉。
星期一, 11月 03, 2014
C觀點 - 施永青 主權易變 文化範式難變
塔爾科特．帕森斯認為，社會的存在，依賴其系統中的四種功能的充分發揮。這四種功能包括：(i)Adaptation(適應)，(ii)Goal
Attainment(達標)，(iii)Integration(整合)，(iv)Latency(維式)，簡稱AGIL。前文已介紹過前三種功能，今
天繼續講第四項。集中講香港回歸後，英國人留下的西方文化範式對主權轉變的排斥。
帕森斯認為，社會系統複雜，矛盾眾多，單靠法治不足以完善地處理好這些矛盾；要整合社會的力量，還需要有與社會的政治及經濟系統相應的文化意識，在人們的生活取捨中，作出全方位的配合。
意識形態是長期潛移默化的，它不是一蹴即成的，也不會因主權回歸而立即改變。帕森斯稱這種功能為Latency，就是因為這種功能是潛伏的，不易察覺，卻力量很大，且非常頑固。
英國人能夠在香港進行一百多年的殖民統治，並非全靠炮艦與警察，它還引入了西方的宗教信仰、西方的文化藝術、西式的生活習慣與社會時尚，令香港人逐步接受英國人的管治，甚至甘之如飴。
港英政府透過他控制的教育制度，設計課程，決定青少年可以接受到哪類型的資訊，以規範他們的思維模式。於成年人而言，港英政府亦設計了一套社會階梯與職業 途徑，令想升職改善生活的人、想建立社會地位爭取成功的人，都得努力學習英文，適應英式文明。久而久之，香港社會就形成了一整套西式的意識形態，主宰了香 港人的價值取向。
幸好回歸是在中國改革開放後進行，以及鄧小平願意作出相當多的妥協，否則香港社會原有的Latency，一定會與主權轉變產生更大的衝突。一國兩制令香港 在經濟上保持了大部分的Adaptation的能力，因為我們可以繼續行資本主義與自由市場。在Goal Attainment方面，個人奮鬥依然受到鼓勵，但政治訴求則受到遏抑。幸好法治仍保全得相當好，社會上的非政治性矛盾基本上得到梳理。可是，佔中使香 港人驚覺，法治無法梳理政治矛盾。中方只餘政治讓步與武力鎮壓兩個選項。
回歸後政治矛盾突顯的一個重要原因，是英國人留下的Latency與中共的文化意識根本是南轅北轍。表面上中共也在行市場經濟，甚至可以說在行資本主義。 但西方的資本主義是以個人為基礎的，但中式的資本主義卻是以國家為主導的，前者崇尚自由，後者依靠威權。前者對後者必然有所排斥。
此之所以，回歸後特區政府在施政時不容易受到文化界的支持，難以在輿論上佔領道德高位，處處舉步維艱。以至97後，香港的發展明顯沒有英治時代那麼順暢。塔爾科特‧帕森斯的社會結構功能理論，可對此作出強而有力的解釋。
原文連結
帕森斯認為，社會系統複雜，矛盾眾多，單靠法治不足以完善地處理好這些矛盾；要整合社會的力量，還需要有與社會的政治及經濟系統相應的文化意識，在人們的生活取捨中，作出全方位的配合。
意識形態是長期潛移默化的，它不是一蹴即成的，也不會因主權回歸而立即改變。帕森斯稱這種功能為Latency，就是因為這種功能是潛伏的，不易察覺，卻力量很大，且非常頑固。
英國人能夠在香港進行一百多年的殖民統治，並非全靠炮艦與警察，它還引入了西方的宗教信仰、西方的文化藝術、西式的生活習慣與社會時尚，令香港人逐步接受英國人的管治，甚至甘之如飴。
港英政府透過他控制的教育制度，設計課程，決定青少年可以接受到哪類型的資訊，以規範他們的思維模式。於成年人而言，港英政府亦設計了一套社會階梯與職業 途徑，令想升職改善生活的人、想建立社會地位爭取成功的人，都得努力學習英文，適應英式文明。久而久之，香港社會就形成了一整套西式的意識形態，主宰了香 港人的價值取向。
幸好回歸是在中國改革開放後進行，以及鄧小平願意作出相當多的妥協，否則香港社會原有的Latency，一定會與主權轉變產生更大的衝突。一國兩制令香港 在經濟上保持了大部分的Adaptation的能力，因為我們可以繼續行資本主義與自由市場。在Goal Attainment方面，個人奮鬥依然受到鼓勵，但政治訴求則受到遏抑。幸好法治仍保全得相當好，社會上的非政治性矛盾基本上得到梳理。可是，佔中使香 港人驚覺，法治無法梳理政治矛盾。中方只餘政治讓步與武力鎮壓兩個選項。
回歸後政治矛盾突顯的一個重要原因，是英國人留下的Latency與中共的文化意識根本是南轅北轍。表面上中共也在行市場經濟，甚至可以說在行資本主義。 但西方的資本主義是以個人為基礎的，但中式的資本主義卻是以國家為主導的，前者崇尚自由，後者依靠威權。前者對後者必然有所排斥。
此之所以，回歸後特區政府在施政時不容易受到文化界的支持，難以在輿論上佔領道德高位，處處舉步維艱。以至97後，香港的發展明顯沒有英治時代那麼順暢。塔爾科特‧帕森斯的社會結構功能理論，可對此作出強而有力的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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