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分奇怪，民主黨接受政改方案，反對的人就說民主黨不再是泛民的一分子，他的定位變成了中間派，如民建聯的"阿爺的好孩子"，一般人這樣說也就算了，連政治碩士畢業的人也這樣說，可想立場可以使人失去分析能力。
民建聯怎會是中間派﹗經濟上還可以說他們是中間派，但政治立場上他們只會跟隨中央，一早就對他們失望了，他們怎會是中間派，而民主黨也做不成好孩子，要是中間派就不可能是阿爺的好孩子，不然就如民建聯的失去中立的立場而跟阿爺起舞。
論者不同意民主的光普廣大了，支持民主的人反而少了選擇。不說別人就只看我自己，我就一直不選民建聯，以前想選較温和的民主派，但就苦無選擇，現在就可以考慮選民主黨。
論者本身的邏輯就有問題，立場可以使人失去分析能力。或者論者的目的不在分析而只是想標籤民主黨罷了。
星期二, 6月 29, 2010
星期一, 6月 28, 2010
星期六, 6月 26, 2010
星期五, 6月 25, 2010
星期三, 6月 23, 2010
政制發展沒有終極
C觀點- 施永青
政制發展沒有終極
除了那些只懂跟隨意見領袖去思考的人，在很多人的心目中，都會有一套自以為是的政制發展理想模式。我當然也有一套。我有時也會拿出來與人分享，互相討論，但我不會視這套模式為終極模式，並要求把它加諸在所有人的頭上。
人類社會是不斷發展，不斷進步的，不宜預設甚麼終極模式。因為，一旦有了終極模式，那以後還可以朝那裡發展。人類社會是不是以後就停頓下來，不能有更美好的追求？
普選只是人類社會發展中的一個模式，不是終極模式。它自身也不是定型的，在不斷演進的。英國最近就在為選舉方式爭論不休，沒有一個人敢說自己的一套是終極的。我不明白，為何香港的政客可以這麼肯定，他們心目中的那套就是終極普選？曾蔭權在與余若薇辯論的時候，為甚麼不把握機會問一問她。如果連英美這類在民主上相對先進的國家，在政制發展上都未有把選舉制度發展至終極，香港憑甚麼講「終極普選」，而且還要一步到位呢？
反建制派高舉終極普選的旗幟，目的是要佔領道德高地。因為，如果民眾以為他們手中的一套才是終極的，那其他人提出的普選方式豈不是都是半湯不水的，甚至是假的。曾蔭權在與余若薇的辯論中，應首先讓公眾明白，世上根本沒有終極普選，而只有普選發展的不同階段，這樣，曾蔭權才可以把余若薇從道德高地上拉下來。之後，辯論才可以公平地進行。否則，人家的一套是終極的、至尊無上的，那就只能捱打，還有甚麼好辯論。
曾蔭權應讓公眾明白，「終極」的提法是唯我獨尊的、排他的、反民主的。他應該引民主派大都推崇的哲學家，卡爾‧波普的理論來反駁民主派。卡爾‧波普的名著《開放社會與它的敵人》，一向被視為民主理論的奠基著作。其主要內容就是批判柏拉圖的理想主義。他認為人類的發展沒有一套必由之路，而只能透過試錯去不斷摸索。自以為手上已有終極真理的人，是最危險的人。他們會以堅定的信念去追求烏托邦，結果往往是以「為人民謀幸福為名」，強要人民按他們心目中的理念去生活。因此，相信自己手上已掌握終極真理的人，最容易會走向專制。
全世界的國家都有不同的政制；英國的一套，不同美國；美國的一套，不同法國；都是因應自己的獨特歷史環境而演變出來的。在政制的發展中，一定有人主張保守，有人主張急進，有人主張中庸。他們之間會不斷較量，不斷妥協，尋找一條多數人都可接受的路。死抱著自己的「終極方案」不放的人，只會妨礙社會的進步。
環顧全世界的政制，沒有一個是按一套理念倒模出來的，必然在某些地方仍殘留著對既得利益者的妥協。香港的政制要踏出一步，一樣得考慮中央的意願，商界的利益。把這些都一概否定，堅決不肯妥協，那這一步就很難邁得出。此之所以，民主黨的方案雖然不甚理想，我仍樂觀其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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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制發展沒有終極
除了那些只懂跟隨意見領袖去思考的人，在很多人的心目中，都會有一套自以為是的政制發展理想模式。我當然也有一套。我有時也會拿出來與人分享，互相討論，但我不會視這套模式為終極模式，並要求把它加諸在所有人的頭上。
人類社會是不斷發展，不斷進步的，不宜預設甚麼終極模式。因為，一旦有了終極模式，那以後還可以朝那裡發展。人類社會是不是以後就停頓下來，不能有更美好的追求？
普選只是人類社會發展中的一個模式，不是終極模式。它自身也不是定型的，在不斷演進的。英國最近就在為選舉方式爭論不休，沒有一個人敢說自己的一套是終極的。我不明白，為何香港的政客可以這麼肯定，他們心目中的那套就是終極普選？曾蔭權在與余若薇辯論的時候，為甚麼不把握機會問一問她。如果連英美這類在民主上相對先進的國家，在政制發展上都未有把選舉制度發展至終極，香港憑甚麼講「終極普選」，而且還要一步到位呢？
反建制派高舉終極普選的旗幟，目的是要佔領道德高地。因為，如果民眾以為他們手中的一套才是終極的，那其他人提出的普選方式豈不是都是半湯不水的，甚至是假的。曾蔭權在與余若薇的辯論中，應首先讓公眾明白，世上根本沒有終極普選，而只有普選發展的不同階段，這樣，曾蔭權才可以把余若薇從道德高地上拉下來。之後，辯論才可以公平地進行。否則，人家的一套是終極的、至尊無上的，那就只能捱打，還有甚麼好辯論。
曾蔭權應讓公眾明白，「終極」的提法是唯我獨尊的、排他的、反民主的。他應該引民主派大都推崇的哲學家，卡爾‧波普的理論來反駁民主派。卡爾‧波普的名著《開放社會與它的敵人》，一向被視為民主理論的奠基著作。其主要內容就是批判柏拉圖的理想主義。他認為人類的發展沒有一套必由之路，而只能透過試錯去不斷摸索。自以為手上已有終極真理的人，是最危險的人。他們會以堅定的信念去追求烏托邦，結果往往是以「為人民謀幸福為名」，強要人民按他們心目中的理念去生活。因此，相信自己手上已掌握終極真理的人，最容易會走向專制。
全世界的國家都有不同的政制；英國的一套，不同美國；美國的一套，不同法國；都是因應自己的獨特歷史環境而演變出來的。在政制的發展中，一定有人主張保守，有人主張急進，有人主張中庸。他們之間會不斷較量，不斷妥協，尋找一條多數人都可接受的路。死抱著自己的「終極方案」不放的人，只會妨礙社會的進步。
環顧全世界的政制，沒有一個是按一套理念倒模出來的，必然在某些地方仍殘留著對既得利益者的妥協。香港的政制要踏出一步，一樣得考慮中央的意願，商界的利益。把這些都一概否定，堅決不肯妥協，那這一步就很難邁得出。此之所以，民主黨的方案雖然不甚理想，我仍樂觀其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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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五, 6月 18, 2010
星期一, 6月 07, 2010
星期六, 6月 05, 2010
星期三, 6月 02, 2010
富士康「食水深」嗎？
很多時人本來就是口恵而實不至，滿口人權仁義，但最後也只是著重自身的利益。
但當你肯付出多一點時，那利益最後又可否送到你希望的受益者﹖
C觀點- 施永青
富士康「食水深」嗎？
富士康十二連跳後，郭台銘雖親臨深圳鞠躬道歉，但得不到輿論原諒。人們覺得，郭台銘這麼有錢，身為台灣首富，為甚麼只熱衷於不斷賺錢，而不理工人死活？賺這麼多，帶得入棺材嗎？
我相信有這種想法的讀者也不少，但現實是做OEM(為他人的品牌與設計做生產)的盈利十分微薄，遠遠談不上剝削。以去年富士康的業績來看，營業額雖高達七十二億一千三百六十三萬美元(下同)，但毛利只有四億二千八百三十六萬，扣除其他開支後，年內溢利只有三千九百六十二萬，盈利率只有0.5%，食水一點不深。
如果這筆錢郭台銘願意不賺，拿來分給六十萬員工，平均每人也只得六十六美元，分成人民幣也只有四百五十元，相等於每月可以加薪四十元左右。由此可見，要富士康進一步改善廠內生產環境，物質條件並不太足夠，富士康只能從調整管理文化，改善對工人的態度上，去防止再出現跳樓事件。
當然，去年並非富士康的好年，它的業績這麼不濟是受到金融海嘯的影響。零六年它業績好的時候，營業額高達一百零三億八千一百二十三萬，年內溢利七億一千七百八十五萬，比零九年的溢利多18倍。但即使在好年，它的盈利率也只是7%左右。花這麼多的錢，聘用了幾十萬工人，才賺這7%的利潤，絕不算是一份好做的生意。
另一方面，我們如果看看讓富士康為他們生產的那些公司，如蘋果、戴爾、惠普等電腦公司，他們一般的盈利都在雙位數字以上。一部iPhone毛利率更可達70%，但負責生產的富士康，毛利好的時候，也不足10%。究竟哪間公司食水深？哪間公司在剝削工人？請讀者說句公道說話。
但香港的傳媒，卻一味把矛頭指向富士康，對美國的大公司則只曉得阿諛奉承，說他們很有社會責任，在落訂單給工廠的時候，會要求廠方善待工人，注意環保，否則就可能撤單。現實是這類大公司要求多多，就是不肯付錢，他們只會把訂單交給報價最低的公司。這種情況下，廠方為了節省成本，惟有向工人開刀，還要被輿論指責為社會罪人。
其實，大部分中國的廠商利潤都很微薄，他們只要是靠規模賺錢。但規模大，風險亦大；因此，做廠做到破產要走佬的也不少。我也投資過內地的玩具廠與製衣廠，賺埋，賺埋，一次失誤就全部蝕出去。李嘉誠先生佩服郭台銘能把生產規模做得這麼大不是沒有道理的。
富士康去年在中國的生產成本高達六十七億八千五百二十七萬美元(約四百六十多億人民幣)，帶來了大量工人的就業機會，此外它還要建工廠、添機器、買原料，帶動經濟蓬勃發展，而自己卻賺錢不多。因此，我們可敦促富士康改善管理模式，但不宜把富士康弄到辦不下去。即使是要求富士康停產一段時間，對社會也可能弊多於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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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當你肯付出多一點時，那利益最後又可否送到你希望的受益者﹖
C觀點- 施永青
富士康「食水深」嗎？
富士康十二連跳後，郭台銘雖親臨深圳鞠躬道歉，但得不到輿論原諒。人們覺得，郭台銘這麼有錢，身為台灣首富，為甚麼只熱衷於不斷賺錢，而不理工人死活？賺這麼多，帶得入棺材嗎？
我相信有這種想法的讀者也不少，但現實是做OEM(為他人的品牌與設計做生產)的盈利十分微薄，遠遠談不上剝削。以去年富士康的業績來看，營業額雖高達七十二億一千三百六十三萬美元(下同)，但毛利只有四億二千八百三十六萬，扣除其他開支後，年內溢利只有三千九百六十二萬，盈利率只有0.5%，食水一點不深。
如果這筆錢郭台銘願意不賺，拿來分給六十萬員工，平均每人也只得六十六美元，分成人民幣也只有四百五十元，相等於每月可以加薪四十元左右。由此可見，要富士康進一步改善廠內生產環境，物質條件並不太足夠，富士康只能從調整管理文化，改善對工人的態度上，去防止再出現跳樓事件。
當然，去年並非富士康的好年，它的業績這麼不濟是受到金融海嘯的影響。零六年它業績好的時候，營業額高達一百零三億八千一百二十三萬，年內溢利七億一千七百八十五萬，比零九年的溢利多18倍。但即使在好年，它的盈利率也只是7%左右。花這麼多的錢，聘用了幾十萬工人，才賺這7%的利潤，絕不算是一份好做的生意。
另一方面，我們如果看看讓富士康為他們生產的那些公司，如蘋果、戴爾、惠普等電腦公司，他們一般的盈利都在雙位數字以上。一部iPhone毛利率更可達70%，但負責生產的富士康，毛利好的時候，也不足10%。究竟哪間公司食水深？哪間公司在剝削工人？請讀者說句公道說話。
但香港的傳媒，卻一味把矛頭指向富士康，對美國的大公司則只曉得阿諛奉承，說他們很有社會責任，在落訂單給工廠的時候，會要求廠方善待工人，注意環保，否則就可能撤單。現實是這類大公司要求多多，就是不肯付錢，他們只會把訂單交給報價最低的公司。這種情況下，廠方為了節省成本，惟有向工人開刀，還要被輿論指責為社會罪人。
其實，大部分中國的廠商利潤都很微薄，他們只要是靠規模賺錢。但規模大，風險亦大；因此，做廠做到破產要走佬的也不少。我也投資過內地的玩具廠與製衣廠，賺埋，賺埋，一次失誤就全部蝕出去。李嘉誠先生佩服郭台銘能把生產規模做得這麼大不是沒有道理的。
富士康去年在中國的生產成本高達六十七億八千五百二十七萬美元(約四百六十多億人民幣)，帶來了大量工人的就業機會，此外它還要建工廠、添機器、買原料，帶動經濟蓬勃發展，而自己卻賺錢不多。因此，我們可敦促富士康改善管理模式，但不宜把富士康弄到辦不下去。即使是要求富士康停產一段時間，對社會也可能弊多於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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