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性 (觀念 - 梁文道)

觀念 - 梁文道
人性(上)
(2010年11月25日)

人皆有惻隱之心，所以每當災難發生，縱使受難的不是我或我的親友，我們也難免會感到傷慟，甚至想做點甚麼去表達自己的情緒，同時慰解那些我們並不認識的受難者家屬。這裡頭沒有半點造作，也不含絲毫計算，純係人性而已。那麼，假如有人阻擋我們的表達，或者不願意讓我們公開顯示哀憐。

上海特大火災之後的第七天，數以萬計的上海市民自發走到火災現場，或者獻花，或者默哀。這群可愛的上海人不全是受害者家屬，他們只是不忍同胞之殞命，遺屬之悲愴罷了。那天還有一支業餘者組成的「上海城市交響樂團」，他們在現場演奏了一闕舒伯特的《聖母頌》，得到網民一片好評。我注意到有些評論很奇特地讚頌他們「有良心」甚至「有勇氣」，似乎他們幹了一件非比尋常的大事。既然公開致哀只是人性使然，順著本性而為又怎能叫做「有勇氣」的表現呢？

南方廣州亞運現場，大火發生之後的三十多個小時，中國男籃的美籍主教練鄧華德在一場比賽之後如是說：「在我家鄉上海發生了一件不幸的事情，我對那些在災難中遭到傷害的家庭表示最誠摯的祝福」，然後默默祈禱。媒體形容此事「出人意表」，因為第一個在亞運賽事中提議為上海火災默哀的竟然是位住在上海的美國人。同樣地，這回也有網民說要為鄧華德的「良知和勇氣」致敬。

人有惻隱之心，何以把這顆心表現出來的正常行動，卻成了一件需要勇氣的事呢？且看上海市民獻花那一幕，儘管最後場面平和，負責看管秩序的警察和大批沉默的群眾相安無事。但那一天開頭卻有部分警員試圖制止市民，而且態度惡劣地喝問他們「是不是家屬」，彷彿不是家屬就沒有公開展現哀思的權利。

「上海城市交響樂團」成員取出樂器的當兒，更有警察命令他們不准奏樂，叫他們把東西收回去。於至廣州亞運，原來鄧華德事前曾向賽事組織者申請全體球員默哀一分鐘，只是遭到拒絕，「有關方面」和那些不想讓市民獻花奏樂的警員，使得最符合人性本能的行動變成了「有勇氣」的行動。在這兩個相似的例子裡面，主動展現哀傷的都是如你我一般的普通人，而試著制止他們的都是掌握權力的人。因此大家很容易就會推出後者「沒有人性」的結論了，甚至進一步把它上升至「擁權者違反人性」的說法。

然而，我並不相信這叫做「沒有人性」，更不相信那些警員和賽事組織背後的權力違逆人性，因為就算不談人性單講政治，這兩件事也分別為上海和亞運帶來了極佳的形象效果，精於此道的掌權者不可能不知道。

人性(下)
(2010年11月29日)

我也不相信那些站在現場的警察是群異於常人的怪物，那些緊張比賽進程的組織者是個冷漠無情小機器。我相信他們也是血肉之軀，不能不感到火災之慘烈，也不能不被難屬(死難者家屬)那哭天搶地的哀嚎打動。那麼他們為甚麼還要做出這些看起來很不合理的舉動呢？

先來看看那些負責亞運籃球賽事的組織者，正如有些論者已經指出的，他們既不主動安排公開默哀，也不理會他人主動要求致意的申請，很可能是因為他們把亞運當成一件「盛事」。而「盛事」在當代中國的環境下幾乎和「喜事」是同義的，既然是喜事，又怎能在裡頭平添一股哀愁氣息呢？再看上海那些阻止過市民獻花奏樂的警員，可以想像，他們接到的命令就是防護現場維持秩序。在他們的秩序觀念裡面，任何市民接近或者進入現場都是對秩序的破壞。

不論來者是為了憑弔亡魂還是真的想要擾亂現場證據，只要上級沒有為他們做出有關區分，只要上級沒有因應不同情況的指令，他們管不了這麼多了。即使良知告訴他們，老百姓和平獻花沒有甚麼不對，他們也不敢輕舉妄動，因為他們不曉得回去之後會不會受到指斥。

這就和那些不批准鄧華德致哀申請的亞運籃球賽事組織者一樣，他們又知道上頭很看重亞運這場盛事(或者喜事)，於是不敢肯定任何聯繫到上海火災的行動，會不會惹來上頭的不快。在我看來，要這些人本著良心去冒險是不公平的。假若他們也像鄧華德和批數以萬計的上海市民一樣，那就是大家所謂的「有人性」「有勇氣」了，值得讚佩；如果他們按章辦事，雖然可怕，卻也不應受到大家的苛責，因為懼怕犯錯同樣也是人性的一面。

所以問題恐怕並不在於這些人「泯滅良心」，而在於他們的良知被框限了。有一個嚴密的框架圈定了他們的視野，使得一束鮮花看來和一個爆炸品一樣可怕，使得一分鐘的默哀就像是婚禮中的哭喪。正是這同一個框架的存在，「上海城市交響樂團」和鄧華德變得格外地有人性有勇氣。

要解決這個不合理的框架，方法不是讓他們的上級明令通報「市民和這運動員可以為火災死者致哀」；而是給予他們更多靈活的空間，少一點「死命令」，少一點「政治任務」，讓他們舒張人性，就常人一樣地能夠依照環境去判斷是非。

沒錯，他們不是沒有人性，而是沒有本著人性去判斷的權力。今天的中國最需要的未必是更「人性化」的政令，而是更人性化的判斷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