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三, 8月 28, 2013

我們可會尊重人

我十分同意不要自以為真理在手,便可以隨意侮辱人,一來如作者現實不是只有對錯二分,二來對方也是人,現代社會對真的犯了罪的人也要講人道,何況和我們對立的通常的只是一般人,只不過有時大家的立場及岡位不同罷。

說遠一點,一直認為民主要素之一是建基於對個人的尊重,一人一票只是形式,若只重形式而忘記了真義,那社會并不會有真正改善。

吹脹80後 - 張潤衡
不是鬥氣,只求一點理性
(2013年08月28日)

【am730專欄】對於誰講粗口?誰應該向誰道歉?或誰對誰錯也好?現在,我反而比較擔心,香港社會中的矛盾只會愈來愈深?

這是一個真實的社會,並不是三色台中的電視劇劇情,身邊發生的事情都只有誰對或誰錯嗎?不是正義的一方,便是壞透了的一方嗎?我們理性一點討論吧!

現在社會的風氣的確有點嚇人!就談一談舊日美麗動人的小倩——王祖賢,她今天老了,樣子變了一點,便得被人登上報紙封面,連搭飛機離港都得被眾多鏡頭圍攻,然後還得被許多人用不同言語品評一番。這是正確的思想嗎?

再說,一位生活於貧窮家庭的人,在接受訪問中的時候,被鏡頭拍到家中有高達模型,然後便立即被眾人圍攻了,這又是正確的思想嗎?

我不敢肯定這個家庭是真貧窮還是假貧窮,但是單憑他們有幾個高達模型,便得先被人群起侮辱及指罵,這不是很過分嗎?

理性一點想一想吧!這幾個高達模型可能是人家送的?或是因為父母寵愛孩子,而節衣縮食存錢送給孩子的?大家都不嘗試先理解一下便罵人家了?這公平嗎?又或是這個家庭不善理財,想買便買?那又怎樣?但這就等於你可以群起侮辱人家了?

試想一下吧,如果今天被人公然圍罵的是自己,感覺會是如何呢?所以,在罵之前,可否先理性地想一想,和談一談呢?

星期三, 8月 21, 2013

議員有口話人冇口話自己

尊貴的香港議員只會對人嚴對已寛...

今天【明報專訊】國泰請立會行會成員豪遊法國

學者:予人利益輸送觀感

行政會議成員鄭耀棠、最少8名各黨派立法會議員接受國泰航空公司款待,攜家眷免費同遊法國6天,行程包括參觀空中巴士廠及市內觀光。本報昨日曾聯絡參與其中的部分議員,但未獲回應。

理大應用社會科學系助理教授鍾劍華認為,不論立法會或行政會議成員都應避免接受商業機構免費款待,即使有申報制度亦難消利益輸送觀感。「這是政治道德,是對有權勢人士的應有規範,是大家約定俗成知道的界線」,他說﹕「上年曾蔭權(接受富豪款待),大家當時也是這樣窮追猛打。」

民主黨總幹事、曾任廉政公署執行處調查主任的林卓廷指出,要有證據證明款待影響議員決定才算有利益衝突。

可攜親友 跨黨派參與

據了解,是次旅程由國泰航空邀請,每名議員可偕一名親友同行。是次獲邀者包括行政會議成員的工會聯合會榮譽會長鄭耀棠,以及多名建制派及泛民議員,如民建聯葉國謙、民建聯葛珮帆、民主黨何俊仁及涂謹申、自由黨鍾國斌;體育、演藝、文化及出版界議員馬逢國,以及會計界梁繼昌等。

機票近9萬元 參觀空中巴士廠

國泰航空回覆本報查詢時承認,曾邀請相關議員參與行程,但基於個人私隱未有透露詳情。據悉,是次「議員團」由8月16號出發,於巴黎逗留一日後,先轉飛法國南部圖盧茲(Toulouse)及卡爾卡松(Carcassonne),行程包括參觀空中巴士廠及參觀博物館等觀光活動,今日乘坐新空中巴士A330-300回港。國泰未有透露行程開支,但據國泰網站,由港發到巴黎商務客位來回機票每張96,854元。

石禮謙上月獲招待 捐款抵旅費

立法會議員及行會成員若議員身分獲外界贊助往海外訪問,要在訪問結束後14天內申報。根據立法會申報,過往立法會議員曾亦同接受國泰贊助旅程,例如民建聯黃定光上屆會期曾3次接受國泰贊助,參加新航班服務慶祝儀式;而經民聯石禮謙今年7月曾獲邀往法國接收飛機,行程包括免費食宿及交通,石其後捐出5萬港元予融樂會,以抵消是次旅費。

星期三, 8月 14, 2013

可惡的日本政府

日本内閣官房長官菅義偉說,日本之所以有今日的和平與繁榮,就是因爲有國民在戰爭中,賦有尊嚴地倒下,他希望全國人民向他們表示最真誠的哀悼,爲確立恒久的和平宣誓。

把發動戰爭的人說成是為日本和平與繁榮而死,日本政府可說是無恥。

星期二, 8月 13, 2013

誰是誰非

香港現在的風氣也有點如埃及那樣,是非曲直已是次要,看高呼包容的人並不真正包容,而只不過是叫別人要包容他自己同路或意識有相近的人,但他們自己對對手或不同意見人士又不見包容而大加指責,火上加油,這樣不是包容,而是黨同代異。

C觀點 - 施永青
埃及亂局 誰是誰非
(2013年08月13日)

香港的傳媒大多受西方國家的政治取態影響,在報道埃及事件時,偏幫現任的軍政府。

   明明是軍隊利用手上的武裝力量,拘捕總統,解散議會,然後自行任命新總統與內閣成員,還說這不是軍事政變?其實,除了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外,大部分非洲與第三世界國家都視埃及發生的是一場軍事政變,但香港卻有傳媒跟著「趙高」後面指鹿為馬。
傳媒可以有自己的立場,支持埃及的世俗自由派聯同軍隊一起奪權沒有問題,但不應該歪曲事實,明明是政變也說不是政變。

 原總統穆爾西上任後,的確有透過修憲的方式去鞏固伊斯蘭教派的權力,這對世俗自由派並不公平,有違民主開放的原則,然而,他並非完全獨斷獨行,而是透過全國公投達至的。可見多數人的意見並不代表就是正確的意見。然而,政府在施政時無可避免受到時空的限制,不能只講理念,而不理大多數人的意願。

埃及的世俗自由派,不理會大多數埃及人仍信奉伊斯蘭教的現實,硬要在時空條件未成熟的時候,在埃及推行他們的那套政治理念,必然會引起衝突。美國就曾利用軍事力量在伊拉克與阿富汗推行他們那套政治理念,結果並不成功。論保守與偏激,塔利班組織遠甚於穆斯林兄弟會,更需要軍隊去「除害」,美國也做不到的,埃及軍政府也未必做得到。

用軍隊以暴易暴,本身就有違民主自由的理念。埃及軍隊捉拿了穆爾西,久久沒有給他公平的審判,原因就是提不出法理依據。現在穆爾西的女兒,擬控告軍方綁架他父親,不知軍方可以如何抗辯,唯一的方法就是叫法庭不受理,或把女兒也視作同謀者一起抓起來。

埃及軍方今次干政的理由,是指穆爾西沒有回應世俗自由派的示威訴求,並企圖鎮壓示威群眾。但現在軍政府一樣沒法平息穆斯林兄弟會的示威訴求,而且還進行了更暴力化的鎮壓,今次穆斯林兄弟會在示威中的死亡人數已超過一百人,遠比上次世俗自由派的多,反映今次軍方使用的暴力比穆爾西時代更多,這可能與現政權對自己的認受性信心不足有關。

香港的傳媒對軍方的暴行只輕描淡寫一下算了,情況與我在半島電視台看到的不太一樣。我曾與一些年輕人談起埃及的情況,他們基本上已認定了現政權是代表民主力量,而支持穆爾西的則屬於邪惡力量,民主力量無論做甚麼事都是對的,邪惡力量受到打擊是活該的,他們這種以意識形態判斷是非的方法實在令人吃驚。

老實說,我對穆斯林兄弟會的一套並不認同;但我更不認同當權者可以隨便逮捕他們的領袖,槍殺他們的支持者。這些行為本身是錯誤的,不會因做出這種行為的人高舉甚麼旗幟而有所改變。可惜,我們的社會已愈來愈以簡單的二分法來看問題,先看對方是否非我族類,然後才決定誰是誰非。人類的悲劇大部分都是由這種心態導演的。

星期日, 7月 14, 2013

習慣成自然的監控時代

來自明報新聞網

一周經緯﹕習慣成自然的監控時代

【明報專訊】國際傳媒繼續跟進斯諾登的去向,但相較之下,他所披露的內容,卻漸漸無人問津。在網上討論區,不難發現不少人對美國政府監控網絡感到「沒什麼出奇」,甚至對情報人員要全天候監聽排山倒海的無聊資訊「寄予同情」。

斯諾登「鋒芒」蓋機密

至於美國監聽盟友的「醜聞」更加石沉大海。消息曝光之初,德法兩國政客反應激烈,要向美國興問罪之師;法國官員更摩拳擦掌,甚至有說要暫擱醞釀多時的歐美自由貿易談判。不過,歐美自由貿易協議談判上周一(8日)如期在華盛頓召開。雖然私隱保護亦在議程,但在英國反對下,議程不包括討論美國涉嫌監聽歐洲盟友的指控,理由是國防安全事務非歐盟權限云云。《金融時報》上周中引述雙方消息指會議氣氛良好。

《經濟學人》上期社論便「警告」歐洲不要因網絡監控跟美國對幹,否則只會自招損失。社論首先指歐洲國家——尤其是法國,本身也從事情報活動,高調批評美國只徒顯得「偽善」。最重要的是,歐盟還得要靠美國情報保護。果然歐洲擺完姿態後,一切依舊。

歐洲國一丘之貉難問罪

歐美屬「同聲同氣」而且各國之間對互相竊聽心知肚明,何監控本國國民的也不止美國一個。 法國《世界報》上周末披露法國情報機構對網絡通訊的監控,稱是「法國版稜鏡」。惟報道出街引起迴響不大, 法國情報機構的經費及監控程度跟美國相比算是小巫見大巫。法國人的反應跟美國人倒十分相似:有什麼好奇怪的?

正所謂「太陽之下無新事」,美國監聽歐盟其實並非新聞。2000年,美國間諜系統Echelon曝光:這個由美英聯同加拿大、澳洲、新西蘭在冷戰時期設置的監聽綱絡,涉嫌監聽歐洲企業。當歐盟要討論此事時,阻撓的也是英國,理由亦是國安事務非歐盟範圍。歐盟後來成立委員會調查,翌年9月發表詳細報告,指Echelon涉嫌監聽歐洲企業,呼籲各國跟美國交涉,發展新的加密技術防範,並敦促英國退出該監聽計劃。當然,建議執行與否全視乎政治意志。報告發表後數天便發生九一一恐襲,在反恐安全大前提下,此事亦不了了之。

反恐旗幟壓倒一切私隱

這當然不是說歐美關係十分融洽。自由貿易協議談判才是真正戰場。歐盟及美國是全球兩個最大經濟體,有研究指若達成協議締結自由貿易區,雙邊貿易可望每年增長1800億美元。但箇中涉及問題複雜,歐美之間的關稅其實已很低,但雙方產品監管不同,加重貿易成本。歐洲安全標準很多時較美國高,美國因此希望歐盟放寬規定,讓更多美國貨打入歐洲市場。這當然引起歐洲消費者憂慮。而今次談判前,法國已先下馬威,高舉「文化例外」的 旗幟(意即文化要受保護,不能交由自由市場自生自滅),反對將影音產品納入談判範圍。

最後歐盟委員會屈服法國要求,方令談判順利展開。若說竊聽觸動不到歐洲人的神經,歐美自由貿易談判所涉及的問題卻觸動了歐洲的核心價值,過程相信十分漫長。

林康琪

星期四, 5月 30, 2013

當每樣美好的東西都待價而沽 (轉貼)

這文列舉市場(或錢)不是萬能的例證

當每樣美好的東西都待價而沽 /蔡子強

【明報專訊】這個周末,著名無肢人Nick Vujicic將來到香港,與港人分享他對信仰和生命的看法,宣傳海報在很多港鐵站都看得到,這讓我想起約一個月前的一單新聞。

一間本地教會原本擬邀請Nick Vujicic擔任嘉賓,出席佈道會及籌款晚宴。宣傳海報中標明,晚宴中分為「和平」及「喜樂」兩種筵席,分別盛惠1萬元和1.5萬元;如果願意另外奉獻1萬元,更可得享跟Nick Vujicic同桌進餐的機會。

事件引發一場小風波。這間教會被外界批評把Nick Vujicic當作商品,在佈道會中聆聽福音原本是一種「無價的恩典」,如今卻變成「貴價的恩典」。結果,Nick Vujicic在得悉情後,親自決定取消出席該活動。事後,該教會會牧在網頁承認做法不適當,就事件深切反省,並鄭重致歉。

撇開意氣爭拗,以及情緒化指摘,這件事其實可以引發我們思考一個問題,一個在今天社會中變得愈來愈重要的問題,那就是 ——是否什麼東西都可以拿來待價而沽?

前幾個星期,本欄在討論葵青貨櫃碼頭工潮那一篇文章〈自願即公義﹖——市場經濟的迷思〉中,提到哈佛大學教授桑德爾(Michael Sandel)所著的一本書,《Justice: What's the Right Thing to Do?》(中譯本《正義》),今次再談談這位被《華盛頓郵報》形容為「全美最知名的大學教授」,他另一本再接再厲之近作,《What Money Can't Buy: the Moral Limits of Markets》(中譯本《錢買不到的東西》)。

「無形之手」正愈伸愈長

在這本書裏,桑德爾舉了很多日常生活中的有趣例子,指出在今天資本主義社會裏,市場化正日益加深,市場的邏輯正走出生產和經濟的範圍,進一步入侵我們生活的每一個角落,更在那些原本非經濟的領域裏,慢慢擠走情感、道德、公義等思維和考慮。例如經濟學家主張大家不要送禮物,乾脆折現送現金;又或者只要付錢的話就可以優先插隊,改變過往先到先得的原則;開放血液甚至器官市場,讓血液和器官可以自由買賣;以至名校入學權、代母、監獄囚室升級、碳排放的權利等等都可以出售,用錢買到。

但桑德爾卻在書中同時指出,當提供金錢誘因時,有時反而會導致反效果,那不是鼓勵一些美好的事物和行為更多的出現,反而是減少了出現。以下舉幾個例子:

市場誘因適得其反的例子

例如在以色列,有學者作過實驗,在發動學童逐家逐戶上門勸捐的慈善募捐日,他們將學童分為三組,第一組在學童出發前,以價值和理想來激勵:第二及第三組則另外再加上獎金,分別是募得金額的1%和10%,獎金並不會從捐款中扣除,而來自另一個來源。大家認為哪一組學生募得的錢最多?

用港男港女的典型思維邏輯,「有錢使得鬼推磨」,當然是第三組。答案是——這樣大家便估錯!反而是無獎金那一組募得最多,比獲得1%獎金的那一組多出55%﹗比10%獎金的那一組多出9%。為何如此呢﹖桑德爾說最可能的原因,就是提供金錢誘因改變了本來是一件好事的性質,令到重點不再是履行高尚的公民義務,反而變成了庸俗的賺取佣金行為,讓學童的道德動力大大遭到削弱。

同一批學者又做過另一個相關實驗,今次與託兒有關,那是對遲接孩子的父母處以罰款。但結果卻一樣是讓情變得更差,遲接孩子的數字幾乎倍增﹗因為部分家長把這種罰款視為一種附加費用,既已付款,也就兩不虧欠,連內疚感都沒了,也就心安理得的遲接孩子。更糟的是,當託兒所取消罰款制度之後,有關數字仍居高不下。桑德爾遂作結,一旦以錢作為手段侵蝕了原先的道德責任,原先的責任感是很難重振的。

作者反對把市場的邏輯,引入日常生活其他原本非經濟的領域,把我們珍惜的很多事物,都變作可以用錢買賣,論點主要有兩個,第一點有關平等,第二點有關腐化。

有沒有錢,愈來愈成了天壤雲泥

先談第一點「平等」。作者說:

「在一個每樣東西都可以買賣的社會裏,所得微薄者的日子會比較難過。當錢可以買得到的東西愈多,富裕(或貧窮)與否就變得更要緊……如果富裕的唯一優勢是有能力購買遊艇、跑車、奢華假期,那麼所得和財富的不平等就沒那麼要緊。但是當金錢可以買到的東西愈來愈多——政治影響力、良好的醫療服務、位於安全而不是犯罪率居高不下住宅區的家、進入精英名校而非爛校的管道——那麼所得和財富的分配就愈顯重要了。當每樣好東西都待價而沽,有沒有錢,就有了天壤之別……所有東西商品化拿來買賣的結果,使得金錢變得更加重要,也加深了不平等所造成的痛苦。」(見此書中文版,頁25-26)

當美好事物標上價格,便可能導致腐化

再談第二點「腐化」。作者說市場具有侵蝕性傾向:

「把生命中各種美好的事物標上價格,有可能導致其腐化……當小朋友閱讀就付錢給他們,這或許會促使他們閱讀更多的書,但也會因此教他們把閱讀視為一樁差事,而不是內在滿足的來源……市場凡走過必留下痕,而且有時候,市場價值會排擠掉值得我們關注的非市場價值……生命中某些美好的事物,一旦被轉化為商品,就會淪於腐化或墮落。」(頁26-27)

其實前面談到有關「學童募捐」和「託兒所罰款」的兩個例子,就是用來說明一旦引入「用錢解決」後,如何會把公民精神和責任心一併摧掉的最佳例子。

當教宗主持的彌撒被拿來炒黃牛

書中又提到另一例子:當時任教宗本篤十六世首次訪問美國時,他在華盛頓及紐約主持的大型彌撒一票難求,結果黃牛票炒到200美元,教會的行政人員出面譴責,因為他們認為參與宗教儀式的機會,不應拿來買賣。

當讀到這個例子後,我想起前述本地教會的例子。兩個例子當然有很多不同的地方,不能直接相比,但書中的兩大觀點,仍值得大家在事件中反思:

第一有關「公平」:今天在香港,有沒有錢,已經會讓人天壤雲泥,如今是否連窮人聆聽福音、分享恩典的機會也要被剝奪走?這對窮人又是否公平呢?

第二有關「變質」:Nick Vujicic原本要宣揚的,是以信仰戰勝逆境,以鬥志克服困難的福音,他風塵僕僕的到世界各地,是要以自身經歷鼓舞他人,但一旦變成要花貴價才能有得入場分享,那麼還能否鼓舞到那些真的身處逆境之弱勢社群,真的有需要聽到這些鼓勵說話的人,還是招徠了一些花得起錢而又順風順水的人,錦上添花,這會否讓整件事變質?這會否根本是自相矛盾?我們不介意別人花大錢吃山珍海錯,買遊艇名車,因為這些本來就不是生命中值得珍而重之的東西,但一旦宗教恩典、福音、生命鬥志,也要花大錢才能分享到,那還是否這些事物的本質呢?

當然,事情已經告一段落,該會牧亦坦然承認,將佈道活動和擴堂籌款連結一起並不適當,使聚會的性質和焦點混淆,而釐定晚宴門票價格時出現等級化,被質疑偏向商業化,這都是誠懇反省的表現。我在這裏重提舊事,不是要「賊過興兵」,而是希望藉這個機會引發大家思考桑德爾所提出的課題,尤其是類似的問題,如今在香港也愈來愈普遍。

小心香港變成一切都可待價而沽

今天,家在香港,我們環顧四周,慢慢發現:

‧大學校園裏,不單止是宿舍、教學大樓,以至每間課室,甚至整個醫學院都以富商姓名來命名;

‧愈來愈多中學變作直資學校,讓家境清貧的學子因不能負擔高昂學費而被拒諸門外;

‧有錢人可以投票選特首,而你我升斗小民卻無權無票;

所以,書中所討論的問題,再不是發生在遠隔重洋歐美國家裏,我們沒有切膚之痛的事情,而是大家不能再隔岸觀火,需要自我反思的問題。亦因此,我向讀者鄭重推介桑德爾的這本書,《錢買不到的東西》。

蔡子強

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高級講師

原文連結

星期二, 4月 23, 2013

情理角度看外判制度 [黃元山]

無論同不同意作者的觀點,我想論者提供了較清晰的立論在看外判制度的利害。

還有一點是貨櫃碼頭可以說是壟斷了碼頭技術職位的供應,單一工人在薪金討價還價上處在不利地位,我想工人公會在這裡應有一定作用。 

貸評山下 [黃元山] 2013 04 23
情理角度看外判制度

葵涌貨櫃碼頭工潮持續逾20日,顯示外判制度雖然合法,但未必合理。

葵涌貨櫃碼頭工潮持續逾20日,罷工工人至今仍未能與和黃(013)屬下HIT達成談判,筆者認為其中一個原因是因為外判制度。外判制度當然是合法,但是否合理就要看具體情況。

一般來說,企業會把一些自己沒有競爭力的非核心業務外判,就算是非牟利機構,也是一樣。

從經濟學角度出發,此制度確實對公司營運效益有正面作用;比如說,大學會把飯堂外判,並非大學管理層不能營運飲食業,而是管理層能集中管理自己的核心業務,就是大學教書和研究。

企業賺大錢 工人難分享
外判有其合理的經濟邏輯,但當企業把自己的核心業務也外判時,例如貨櫃碼頭管理層把碼頭核心工作也外判,當中可能涉及一些非傳統的經濟邏輯;不能證實,但純屬推測的原因可能是:香港整體貨櫃碼頭業會隨着時間式微,與其加大投資自動化機械,不如用人手操作,但由於大方向是萎縮,勞動力安排務求要非常「靈活」,為了減少被現有勞動條例束縛,於是外判。 這個安排,可能令不少人非議,而從經濟學的角度來看,起碼有一個問題,就是勞動力的定價問題。

基礎經濟學,所有市場價格皆由供求關係而定,包括勞動力市場;意即由於低學歷的勞動力只能選擇某些低技術工種,令市場可以只付出最低門檻的勞動力價格。再者這群勞動力較難轉行,即使工作環境及待遇較差,他們亦只好「硬食」;從經濟學來說,這也是一個revealed preference,即是既然工人選擇這份工作,反映了alternative是更差。

不過,問題是,勞動者是否單單一個「物件」,還是一個爭取企業盈利的持分者(stakeholders)?如果是後者,那麼勞動力的價格,便不是單單一個物件的供求關係和市場定價,而是在企業盈利上,也能分一杯羹! 這就是工潮爆發的重點,在外判制度下,工資單是供求的定價,但企業在市場上獲得盈利,就不與工人分享成果。 員工能分享到企業的創富成果,而不是純粹的市場公價,就是筆者之前所寫的所謂「shared capitalism」和「conscious capitalism」提議的。

環境苛刻 須負道德責任
坦白說,這件事知易行難,能付55元請到員工,有哪一個老闆願意再與其分享企業的盈利和成果;事實上,筆者認為這是一個paradigm shift,但也是資本主義要持續下去必要走的路,因為傳統資本主義精於資源分配,減少浪費,但卻往往為社會帶來負面的界外效應(例如社會資源過份集中等)。

最後,公司(營運商)可將工種或工序外判,但不代表它能外判法律及道德責任。以富士康(2038)「血汗工廠」為例,蘋果公司將代工生產iPhone的工序外判給富士康,但其苛刻工作環境與不合理工資水平,終引發不少工人跳樓自殺身亡。在此些事件中,蘋果公司亦受牽連,並須負上社會道德責任。

星期日, 3月 17, 2013

電玩三級制

最近接連有兩宗弒親案,手法殘暴,而且兩宗弒親血案的疑犯,都是沉迷打機的青年。 電影有分三級制,被免電影對未成年人有不良影响,現在電玩比電影更深入年青人的生活,比電影的影响更大,真不明為什麼不可以為電玩推行三級制。

星期二, 2月 26, 2013

欺善怕惡的香港政府


在分拆酒店房間事件上,政府官員只管叫市民在考慮購買時要小心,需了解自己的權利及責任,如果違反地契或建築物條例,地政總署及屋宇署會執法及提出檢控。

既然政府也認為分拆酒店房間事出售是新鮮的做法,涉及文件和法律責任複雜性很高,為什麼只會警告市民,而不直接警告地產商在出售前要先確定合法,若有違反法律會不承認買賣合約,既然賣出時的產品或服務根本不合法,為什麼只要買方承擔責任,小書店賣出的產品不合格也受到票控、貨不對版也可退貨、騙子行騙也要坐牢,但政府現只將風險責任推給買家,取態等同保障地地產商的利益。

若不是官商勾結,就是政府推卸責任、欺善怕惡,市民沒奈何。

本來對CY有點期望,改變香港政府以往傾商的取態,但他上場後好像對此只是跟隨前朝的政策,一點作為也沒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