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觀點 - 施永青 主權易變 文化範式難變

塔爾科特．帕森斯認為，社會的存在，依賴其系統中的四種功能的充分發揮。這四種功能包括：(i)Adaptation(適應)，(ii)Goal Attainment(達標)，(iii)Integration(整合)，(iv)Latency(維式)，簡稱AGIL。前文已介紹過前三種功能，今 天繼續講第四項。集中講香港回歸後，英國人留下的西方文化範式對主權轉變的排斥。

帕森斯認為，社會系統複雜，矛盾眾多，單靠法治不足以完善地處理好這些矛盾；要整合社會的力量，還需要有與社會的政治及經濟系統相應的文化意識，在人們的生活取捨中，作出全方位的配合。

意識形態是長期潛移默化的，它不是一蹴即成的，也不會因主權回歸而立即改變。帕森斯稱這種功能為Latency，就是因為這種功能是潛伏的，不易察覺，卻力量很大，且非常頑固。
英國人能夠在香港進行一百多年的殖民統治，並非全靠炮艦與警察，它還引入了西方的宗教信仰、西方的文化藝術、西式的生活習慣與社會時尚，令香港人逐步接受英國人的管治，甚至甘之如飴。

港英政府透過他控制的教育制度，設計課程，決定青少年可以接受到哪類型的資訊，以規範他們的思維模式。於成年人而言，港英政府亦設計了一套社會階梯與職業 途徑，令想升職改善生活的人、想建立社會地位爭取成功的人，都得努力學習英文，適應英式文明。久而久之，香港社會就形成了一整套西式的意識形態，主宰了香 港人的價值取向。

幸好回歸是在中國改革開放後進行，以及鄧小平願意作出相當多的妥協，否則香港社會原有的Latency，一定會與主權轉變產生更大的衝突。一國兩制令香港 在經濟上保持了大部分的Adaptation的能力，因為我們可以繼續行資本主義與自由市場。在Goal Attainment方面，個人奮鬥依然受到鼓勵，但政治訴求則受到遏抑。幸好法治仍保全得相當好，社會上的非政治性矛盾基本上得到梳理。可是，佔中使香 港人驚覺，法治無法梳理政治矛盾。中方只餘政治讓步與武力鎮壓兩個選項。

回歸後政治矛盾突顯的一個重要原因，是英國人留下的Latency與中共的文化意識根本是南轅北轍。表面上中共也在行市場經濟，甚至可以說在行資本主義。 但西方的資本主義是以個人為基礎的，但中式的資本主義卻是以國家為主導的，前者崇尚自由，後者依靠威權。前者對後者必然有所排斥。

此之所以，回歸後特區政府在施政時不容易受到文化界的支持，難以在輿論上佔領道德高位，處處舉步維艱。以至97後，香港的發展明顯沒有英治時代那麼順暢。塔爾科特‧帕森斯的社會結構功能理論，可對此作出強而有力的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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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觀點 - 施永青 法治有整合社會功能

前文已介紹過塔爾科特‧帕森斯的AGIL理論中的Adaptation(適應)與Goal Attainment(達標)的社會功能，今天續談Integration(整合)的功能。

人類社會是一個複雜系統，大系統內還有很多次系統，這些系統既獨立，又牽連；既矛盾，又互適；有時互相促進，有時互相制約。正如一個人，既是社會的成員，又是公司的僱員；既是別人的兒子，又是朋輩中的「大哥」；其言行會同時受所處的不同系統所影響。

這些錯綜複雜的系統之間不可能沒有衝突，為了避免社會因糾紛得不到恰當的處理而分崩離析，社會必須發展出一套整合矛盾的方式，這就需要有司法制度。

按帕森斯的說法，法治的基礎是先要界定產權。這樣才能避免因爭奪資源而產生無休止的衝突。再者，交易亦需要在產權獲得界定後才能進行。有交易才有市場，才能透過市場機制進行公平競爭，推動經濟發展。

另一方面，社會亦需要為人權下定義，這樣，政府才能在有認受性的情況下組成，才能有效地去處理公眾事務。此外，社會還需要有一套合乎公義的會議程序，以決定如何滙聚眾人的意願。

有了這些基礎之後，社會就可以發展出一整套司法制度，讓成員知所行止，令社會的矛盾不會惡化。

英國人為香港留下的，可不只是一套可以依據的律例，而是一整套法治的理念與司法程序。香港的回歸能進行得相對平穩，與特區政府基本上原封不動地承繼了原有的司法系統有莫大的關係。

回歸後，雖有人危言聳聽，說香港的法治已死，但世人仍公認香港的法治達國際一流水準，而港人亦可以如常在香港生活與做生意，不覺有失去法治的實質威脅。直到佔中運動的出現，香港人才真正感受到失去法治的害處。

佔中運動挑戰的可不只是個別「惡法」，而是侵犯了整個法治的根基——產權、人權與政府的執法權。

佔領區的物業，地契上列明有Right of way，但現在佔領者卻不容停車場的車輛出入。這分明損害了這些物業的產權。現在政府卻無法加以維護；法庭出了禁制令，佔中者卻一樣藐視。這樣發展下去，誰敢在香港置業？

其實，損害產權等同損害人權，因為人權的一項重要內容，就是個人的財產應獲保障。此外，人人都應有追求幸福的權利，但現在佔領區生意難做，怎會不妨礙別人追求幸福？

佔中者把自己的行為說成是公民抗命，但公民抗命只是個人行為在道德上的解釋，用來拒絕遵守某些個人不認同的法令還講得通，但絕不可以借此損害他人的產權與人權。

再者，佔中者現時在爭取的是憲政改革，本應獲社會上絕大多數人贊同才有條件實施，不宜用佔領交通要津的方式去逼其他人就範。如果祭起公民抗命的旗幟就可以欲所欲為，只會天下大亂，令法治失去協調與整合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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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觀點 - 施永青 回歸後香港欠共同願景

一連幾天，本欄試圖借塔爾科特‧帕森斯的AGIL理論，分析香港回歸後出現的社會系統失調。

昨天我先由Adaptation(適應)的角度，試圖解釋為何回歸後，香港的經濟發展步伐會逐步減慢，原因可能與民間的強烈反共情緒有很大的關係。正是這股情緒，令香港人抗拒與中國融合，無法善用中國的崛起來發展香港的經濟。全世界都搶著做中國生意，但在香港做內地生意，卻常要背上道德包袱，被指為賣港媚共。在這種壓力下，香港的適應環境，善用資源的能力自然下降。

今天，我再由Goal Attainment(達標)的角度，試圖解釋為何社會失去共同願景，沒法有凝聚力。港英年代，殖民地政府成功地讓大多數市民接受了獅子山下同舟共濟的精 神。這類所謂的共濟，其實主要是各自努力，以改善生活質素。殖民地政府並沒有引導市民去追求一個更理想的政治制度，因為市民一旦在政治上有所覺醒，一定不 會接受殖民地統治。所以，他們在社會上營造一種忌談政治的氣氛。當年，大部分香港人都是缺乏政治訴求的經濟動物。

不過，這也難怪香港人，因為當時香港的生產力仍相對落後，大部分人教育水平不高，只能在工廠打工，為口奔馳已耗盡精力，沒有閒心爭取政治上的訴求。當時， 大部分人的目標很簡單，就是「少做工夫，多歎世界」。連大學生也只曉得集中力量搞四仔運動──車仔、屋仔、老婆仔、BB仔。港英政府成功地為香港社會界定 了目標，並為社會成員提供了一個有機會完成目標的環境，所以社會顯得相對穩定。

到英國人知道中國一定會在1997年收回香港後，他不甘心把一個這麼容易管治的香港交還中國，派來了一個不一樣的港督彭定康，引導香港人要作民主訴求，要追求一個公平、公正、公開的社會，讓民主種子有更好的發芽環境。

英國人統治了香港百多年，在英國早有民主後，仍不在香港推行民主，為何突然「轉性」？說穿了就是不甘心放棄這個殖民地。既然中共不肯以主權換治權，那就讓中共嘗嘗治港的滋味。彭定康留下一招，叫中共至今仍窮於應付。這招就是民主抗共。

回歸後，香港民間在生活目標上出現了嚴重的分歧。有人繼續搞個人奮鬥，以改善個人與家庭的經濟狀況為目標；有人則認為應先改革社會制度，引入民主憲政，否則一切個人的奮鬥都沒有保障。佔中後出現的社會分化，基本上就是因為大家想達至的目標不一樣。

社會要有平衡持續的發展，必須讓成員有一個共同的願景，否則社會的力量就無法凝聚，甚至會出現內耗。可惜，回歸後，特區政府在這方面都不太成功。中共在制 訂治港政策時，必須看到兩個基本事實：(i)香港人的教育水平已提高，會有較強的自我意識；(ii)現時社會提供的個人奮鬥空間已愈來愈小，很難期望年輕 人繼續迷頭迷腦搞「四仔運動」，而不作政治上的訴求。正確的做法是為香港描繪一個大多數人都願意去努力的願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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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觀點 - 施永青 回歸後香港未能適應

昨文介紹塔爾科特．帕森斯的社會結構功能範式——AGIL︰adaptation(適應)、Goal Attainment(達標)、Integration(整合)、Latency(維式)；由於篇幅關係，只籠統地接觸一下，今後會逐一結合香港的情況加以闡述。

回歸後，香港社會明顯出現不適應的情況，原因與上述四大功能的失調有密切的關係，今天先談經濟發展方面的情況。

帕森斯認為︰一個社會要長期生存並保持平衡，必須能在經濟發展上適應環境的變遷，善於利用周邊的資源，為社會的成員提供所需的商品與服務。

香港人向來以適應能力強而聞名，但回歸後卻適應能力大減，甚至有抗拒適應的跡象。原因是今次主權回歸，基本上是由外力造成的，而港人自發的內因不足，強摘的瓜不會甜。

香港人很多都是從內地來的難民，他們為了逃避中共政權才來到香港，怎會歡迎再度納入中共的管治。鄧小平深知港人的這種心態，才在策略上作出退卻，容許香港先行一國兩制，試圖平息香港人的抗拒情緒。

回歸後，中共容許香港可以繼續行資本主義，私有產權亦受到法律的保障，所以民心基本上得以穩定下來。急於移民的人漸少，已移民的亦逐漸重回香港生活。然 而，香港人心中的憂慮——中共最終會以他們的一套治港，總是沒法放得下。社會上總有批人，以疑共、恐共、仇共的心態，對待中央政府與特區政府的政策；一些 專與政府對着幹的言行，常被輿論視作有助於維護港人原有的生活方式與傳統價值。這種強烈的抗拒情緒，嚴重影響了港人客觀地觀察環境的能力，對時空轉變的適 應能力因而下降。

改革開放後，中國的製造業發展神速，香港的製造業沒有條件與內地競爭，只好轉而發展服務業，主要是金融服務與專業服務，而服務的對象亦由歐美國家變成中國大陸。然而，香港就有一些人對這種轉變感到不舒服，甚至有所抗拒。

他們不想香港的上市公司中大陸公司愈來愈多；不想香港的金融政策遷就內地的需要。他們甚至認為應該恢復製造業，以減少對金融業的依賴。

他們怕內地人來港購物多了，商舖會不願做港人生意；港人不但買不到樓，連奶粉也買不到。他們認為做大陸生意的人會賣港媚共。不可信賴。

他們反對建高鐵，反對新界東北發展，反對機場擴建，原因都是因為擔心政府在配合大陸的需要，而非港人的需要。

然而，香港的服務業要發展，怎能不去配合內地的需要？其他國家都搶着想做大陸生意。香港卻因抗共情緒而沒法利用自己的有利環境。這樣發展下去，香港社會的適應能力會下降，經濟增長能力會下降，年輕人向上流動的機會亦會減少，他們將很容易就成了反建制力量的生力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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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觀點 - 施永青 從社會系統論看回歸

施先生一連寫了幾編從社會系統論看回歸，個人覺得甚有參考價值

中國收回香港的主權後，在香港推行一國兩制。如果中國政府肯實事求是的話，不難看到，這個嘗試並不算完全成功。

基本法是一套全新的憲制，要把它加諸香港社會之上，無可避免是有難度的。歷史上，一個社會要推行新憲制，要麼靠武力壓服，要麼靠逐步演變。

英皇制誥能在香港落實，先得靠炮艦從清廷手上奪取香港的主權與治權，繼而用殺頭的方法鎮壓香港原居民的反抗，其後還得不斷調整以適應香港的特殊環境。但基 本法的推行，既沒經過法國革命或美國獨立式的暴力強行；亦沒法透過普通法的方式逐步修訂，以致問題層出不窮，佔中只是其中一個例子。

擺在中國政府面前只有兩種選擇，一是武力鎮壓，繼續在香港強推基本法，另一是因應回歸以來出現的新情況，對基本法進行修訂。從中國政府的行為去觀察，他們 選擇前者的機會正在增加。然而，從社會系統論的角度來看，單是靠武力鎮壓，只能收一時之效；一個社會要有平衡穩定的發展，還得看其他四大功能可否順暢發 揮。社會學家塔爾科斯．帕森斯(Talcott Parsons)稱這四大功能為AGIL─Adaptation, Goal Attainment, Integration and Latency。

帕森斯早期讀生物學，他把社會也視作為生命體，是一個複雜性的互適系統，大系統內又有很多既獨立又互相牽連的次系統及次次系統，形成一個多維的系統網絡 (cybernetic)。這些網絡的結構可產生上述的四大功能。一是適應功能(Adaptation)，二是達標功能(Goal Attainment)，三是整合功能(Integration)，四是維式功能(Latency)。可惜，回歸後這四大功能都未算發揮得很好。

從Adaptation的角度去看，香港既然已回歸中國，香港社會應設法適應這個新處境。但香港有相當一部分人卻沒法調整自己的抗共情緒，傾向對一國兩制 採取不合作的態度，令社會上存在著一股很大的反建制力量。正是這股力量令香港更加難以適應自己的新處境。帕森斯認為社會的適應力對經濟發展影響至大，香港 近年的競爭力已輸給新加坡，與此很有關係。

從Goal Attainment的角度去看，香港人以前崇尚個人奮鬥，人生不外是搵錢、買樓、結婚、生子，肯努力不難達標；現在有愈來愈多的人，把精力放在社會改革上，那就很難取得滿意結果，社會上的怨氣因而大增，不容易穩定下來。

從Integration的角度來看，司法制度是整合社會內部矛盾的最有效工具，香港在這方面一向做得很好；雖然不時有人危言聳聽，說香港的法治已死，但實質上遠未有這麼嚴重。到今次佔中，香港的法治才真的受到挑戰，但這只是一時現象。法治仍是香港穩定的主要基石。

從Latency的角度而言，帕森斯把它視作是一種潛在的文化力量，它是維護社會模式的主要力量，是一個社會的軟件。很明顯這副英國人留下的軟件，對一國兩制不但不能起協調作用，甚至可令矛盾激化，令基本法更難在香港推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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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決佔中是政府責任

跟據佔中發起人講，解決佔中是政府責任，不是他們，只要政府做他們要求的東西就能解決佔中。

說話真像綁匪，只要你聽話交贖金就會放人一樣。

全面落後的香港

今天看報，新加坡政府宣佈國民家庭收入的統計，家庭每月收入中位數是7,030新加坡元（約43,104港元），月入超過2萬新加坡元的家庭也高達10%。翻一吓香港的數字，香港住戶月入中位數只有2.2萬，可以看到香港已被新加坡拋離。

網上看到有人說不滿香港政治未來要移居新加坡，但其實新加坡一向都不是較香港自由，而且常有說新加坡政府的社區及工商施政都會傾向親政府社區及陣營，現在香港政府某些給人非議的行為也可能是學自新加坡；所以那些說想移民新加坡的人，口說是不滿香港政治，但下意識可能只是不滿香港的社會吵鬧，而想逃到相對安定又有發展錢途的地方。(我就聽過有人口說不滿香港沒有真特首選舉，而要移民番大陸的人。)

學生真的知自己說甚麼做甚麼嗎?

雖然對人大決定不算是出乎個人預期，但也不無失望，而且對他們說話語帶敵我對立的心態也有點反感，但同樣對學生的一些言詞不以為然， 如甚麼要人大向港人道歉，又拋出五四運動、列舉共產黨毛澤東、周恩來也搞過罷課等學運「成功例子」。

政治各有立場，不滿對方就要對方道歉跟本就是強人所難，為真正要爭取的目標自設障礙，而且他們所指學運「成功例子」並不是和平爭取成功，學運只是一個開端，真正能成功是經過暴力革命，武裝對抗，不是學生柴娃娃的擺課就能得到成功，若他們沒有這樣的認知就是自欺欺人，若他們真是要開始革命道路，他們是否準備好了，連給香港警察扣留也怕肚餓，我看就只是得啖笑。

現在的香港實在看不到出路，一方只會高壓，一方只懂自殘，全無妥協相讓，香港長遠下去沒落似乎是無法避免。

6.22小眾圖規限大眾 (C觀點)

十分同意施生所說的，這班人一直不是要商討或要取得社會共識，而只不過是想假借人民之名去對推行自己的早己設定的方案或圖謀...

 6.22小眾圖規限大眾 (C觀點)
有社會領袖呼籲市民於6月22日積極參與由佔中分子搞的電子公投。然而，他們給市民的選項卻十分狹窄。三種特首候選人的產生模式都包含公民提名的內容。結果是無論市民怎樣選，都會有公民提名。結論早已被設定。

究竟這三個局限市民選擇的方案是怎樣產生的呢？原來一點都不符合程序公義，而且其手段正正與他們爭取公民提名的目的相反。那就使人懷疑，他們鼓吹公民提名，究竟是基於自己篤信的理念，還是只是為了扮演反對派的角色。

倡議公民提名的出發點很簡單，就是要讓普通市民也有參與提名特首候選人的機會。其精神是公民參與。但偏偏今次6.22公投提供市民的選項卻是由少數人搞出 來的。這三個選項是由佔中分子在他們自己搞的商討日活動中選出來的，只有那些肯簽名決志會積極投入佔中活動的人，才有資格為市民預先挑選合適的特首候選人 產生方案，供市民在6.22進行公投。結果，符合資格並作出投票的人只有2,565人。其代表性比提名委員會還有所不如。

商討日的概念，源於美國政治學者布魯斯．阿克曼與詹姆斯．費什金。他們原先的理念，並
不是搞自己友的小圈子商討。而是想按社會成分的恰當比例，抽樣找公眾 參與商討；以讓社會大眾透過商討，對一些社會議題有更深刻的認識，並可作出理性的表態。但今次佔中分子的商討日卻虛有其名，實質上是企圖把少數人的意願， 強加於大眾頭上。

他們讓2,565人從十五個方案中，挑選出三個，硬要全體市民從中作出選擇，這不是他們自己最反對的做法嗎？怎可以由少數人先作篩選，然後規限市民必須任擇其一呢？他們這樣的手段，還堪稱自己為民主人士嗎？他們是企圖主宰人民的選擇！

搞公投的目的，是要了解人民的意願，而不是左右人民的意願。但這次6.22公投的搞手，不但規限人民的選擇，還公然叫市民不要投白票。這就變成搞手也去引 導市民如何投票。使人覺得，搞今次公投的主要目的，就是要為公民提名造勢，令公民提名變成「多數」香港人都支持的方案。他們甚至想引導香港人誤以為：公民 提名是民主選舉的最重要內容，沒有公民提名，就連一人一票選特首也可以不要。現實是很多國家都沒有公民提名，硬要把公民提名與一人一票捆綁在一起，只會妨 礙民主憲制的建立。

並非所有民主國家都接受公投(美國在聯邦政府層面就不認同)，但接受的國家對公投的投票率都有較高的要求，認為起碼要有50%的投票率才可以令公投有效。 但今次6.22公投的搞手，卻認為只要有10萬人以上投票，結果就可以接受。全港有約600萬市民可以參加6.22公投，10萬人連2%都不夠，這樣低的 投票率，他們竟想強要市民接受，他們是否有點過分了？

放下「六四」包袱

不知不覺到了「六四」25周年，是時候放下「六四」包袱，但要放下的是中共，過了這麼多年了，為何還要跟人民為敵，誰沒有錯，不承認錯誤面對事實，中共只會把這「六四」罪業一直背下去，是時候放下「六四」包袱了。

反小圈子選舉的自己卻又去搞小圈子

今日和平佔中舉行「全民政改商討日」，話要投票選出3個方案交予全港市民公投，原來今日可以投票嘅人要先簽署了認同佔中理念意向書才可投票，咁佢同佢一直反對嘅選委會預先篩選有乜分別，公開投票時投黎投去都係哋小圈預先篩選咗嗰啲，佢個小圈子比佢反對嗰個代表性更低，下月個公開投票真係多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