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每樣美好的東西都待價而沽 (轉貼)

這文列舉市場(或錢)不是萬能的例證

當每樣美好的東西都待價而沽 ／蔡子強

【明報專訊】這個周末，著名無肢人Nick Vujicic將來到香港，與港人分享他對信仰和生命的看法，宣傳海報在很多港鐵站都看得到，這讓我想起約一個月前的一單新聞。

一間本地教會原本擬邀請Nick Vujicic擔任嘉賓，出席佈道會及籌款晚宴。宣傳海報中標明，晚宴中分為「和平」及「喜樂」兩種筵席，分別盛惠1萬元和1.5萬元；如果願意另外奉獻1萬元，更可得享跟Nick Vujicic同桌進餐的機會。

事件引發一場小風波。這間教會被外界批評把Nick Vujicic當作商品，在佈道會中聆聽福音原本是一種「無價的恩典」，如今卻變成「貴價的恩典」。結果，Nick Vujicic在得悉情後，親自決定取消出席該活動。事後，該教會會牧在網頁承認做法不適當，就事件深切反省，並鄭重致歉。

撇開意氣爭拗，以及情緒化指摘，這件事其實可以引發我們思考一個問題，一個在今天社會中變得愈來愈重要的問題，那就是 ——是否什麼東西都可以拿來待價而沽？

前幾個星期，本欄在討論葵青貨櫃碼頭工潮那一篇文章〈自願即公義﹖——市場經濟的迷思〉中，提到哈佛大學教授桑德爾（Michael Sandel）所著的一本書，《Justice: What's the Right Thing to Do?》（中譯本《正義》），今次再談談這位被《華盛頓郵報》形容為「全美最知名的大學教授」，他另一本再接再厲之近作，《What Money Can't Buy: the Moral Limits of Markets》（中譯本《錢買不到的東西》）。

「無形之手」正愈伸愈長

在這本書裏，桑德爾舉了很多日常生活中的有趣例子，指出在今天資本主義社會裏，市場化正日益加深，市場的邏輯正走出生產和經濟的範圍，進一步入侵我們生活的每一個角落，更在那些原本非經濟的領域裏，慢慢擠走情感、道德、公義等思維和考慮。例如經濟學家主張大家不要送禮物，乾脆折現送現金；又或者只要付錢的話就可以優先插隊，改變過往先到先得的原則；開放血液甚至器官市場，讓血液和器官可以自由買賣；以至名校入學權、代母、監獄囚室升級、碳排放的權利等等都可以出售，用錢買到。

但桑德爾卻在書中同時指出，當提供金錢誘因時，有時反而會導致反效果，那不是鼓勵一些美好的事物和行為更多的出現，反而是減少了出現。以下舉幾個例子：

市場誘因適得其反的例子

例如在以色列，有學者作過實驗，在發動學童逐家逐戶上門勸捐的慈善募捐日，他們將學童分為三組，第一組在學童出發前，以價值和理想來激勵：第二及第三組則另外再加上獎金，分別是募得金額的1%和10%，獎金並不會從捐款中扣除，而來自另一個來源。大家認為哪一組學生募得的錢最多？

用港男港女的典型思維邏輯，「有錢使得鬼推磨」，當然是第三組。答案是——這樣大家便估錯！反而是無獎金那一組募得最多，比獲得1%獎金的那一組多出55%﹗比10%獎金的那一組多出9%。為何如此呢﹖桑德爾說最可能的原因，就是提供金錢誘因改變了本來是一件好事的性質，令到重點不再是履行高尚的公民義務，反而變成了庸俗的賺取佣金行為，讓學童的道德動力大大遭到削弱。

同一批學者又做過另一個相關實驗，今次與託兒有關，那是對遲接孩子的父母處以罰款。但結果卻一樣是讓情變得更差，遲接孩子的數字幾乎倍增﹗因為部分家長把這種罰款視為一種附加費用，既已付款，也就兩不虧欠，連內疚感都沒了，也就心安理得的遲接孩子。更糟的是，當託兒所取消罰款制度之後，有關數字仍居高不下。桑德爾遂作結，一旦以錢作為手段侵蝕了原先的道德責任，原先的責任感是很難重振的。

作者反對把市場的邏輯，引入日常生活其他原本非經濟的領域，把我們珍惜的很多事物，都變作可以用錢買賣，論點主要有兩個，第一點有關平等，第二點有關腐化。

有沒有錢，愈來愈成了天壤雲泥

先談第一點「平等」。作者說：

「在一個每樣東西都可以買賣的社會裏，所得微薄者的日子會比較難過。當錢可以買得到的東西愈多，富裕（或貧窮）與否就變得更要緊……如果富裕的唯一優勢是有能力購買遊艇、跑車、奢華假期，那麼所得和財富的不平等就沒那麼要緊。但是當金錢可以買到的東西愈來愈多——政治影響力、良好的醫療服務、位於安全而不是犯罪率居高不下住宅區的家、進入精英名校而非爛校的管道——那麼所得和財富的分配就愈顯重要了。當每樣好東西都待價而沽，有沒有錢，就有了天壤之別……所有東西商品化拿來買賣的結果，使得金錢變得更加重要，也加深了不平等所造成的痛苦。」（見此書中文版，頁25-26）

當美好事物標上價格，便可能導致腐化

再談第二點「腐化」。作者說市場具有侵蝕性傾向：

「把生命中各種美好的事物標上價格，有可能導致其腐化……當小朋友閱讀就付錢給他們，這或許會促使他們閱讀更多的書，但也會因此教他們把閱讀視為一樁差事，而不是內在滿足的來源……市場凡走過必留下痕，而且有時候，市場價值會排擠掉值得我們關注的非市場價值……生命中某些美好的事物，一旦被轉化為商品，就會淪於腐化或墮落。」（頁26-27）

其實前面談到有關「學童募捐」和「託兒所罰款」的兩個例子，就是用來說明一旦引入「用錢解決」後，如何會把公民精神和責任心一併摧掉的最佳例子。

當教宗主持的彌撒被拿來炒黃牛

書中又提到另一例子：當時任教宗本篤十六世首次訪問美國時，他在華盛頓及紐約主持的大型彌撒一票難求，結果黃牛票炒到200美元，教會的行政人員出面譴責，因為他們認為參與宗教儀式的機會，不應拿來買賣。

當讀到這個例子後，我想起前述本地教會的例子。兩個例子當然有很多不同的地方，不能直接相比，但書中的兩大觀點，仍值得大家在事件中反思：

第一有關「公平」：今天在香港，有沒有錢，已經會讓人天壤雲泥，如今是否連窮人聆聽福音、分享恩典的機會也要被剝奪走？這對窮人又是否公平呢？

第二有關「變質」：Nick Vujicic原本要宣揚的，是以信仰戰勝逆境，以鬥志克服困難的福音，他風塵僕僕的到世界各地，是要以自身經歷鼓舞他人，但一旦變成要花貴價才能有得入場分享，那麼還能否鼓舞到那些真的身處逆境之弱勢社群，真的有需要聽到這些鼓勵說話的人，還是招徠了一些花得起錢而又順風順水的人，錦上添花，這會否讓整件事變質？這會否根本是自相矛盾？我們不介意別人花大錢吃山珍海錯，買遊艇名車，因為這些本來就不是生命中值得珍而重之的東西，但一旦宗教恩典、福音、生命鬥志，也要花大錢才能分享到，那還是否這些事物的本質呢？

當然，事情已經告一段落，該會牧亦坦然承認，將佈道活動和擴堂籌款連結一起並不適當，使聚會的性質和焦點混淆，而釐定晚宴門票價格時出現等級化，被質疑偏向商業化，這都是誠懇反省的表現。我在這裏重提舊事，不是要「賊過興兵」，而是希望藉這個機會引發大家思考桑德爾所提出的課題，尤其是類似的問題，如今在香港也愈來愈普遍。

小心香港變成一切都可待價而沽

今天，家在香港，我們環顧四周，慢慢發現：

‧大學校園裏，不單止是宿舍、教學大樓，以至每間課室，甚至整個醫學院都以富商姓名來命名；

‧愈來愈多中學變作直資學校，讓家境清貧的學子因不能負擔高昂學費而被拒諸門外；

‧有錢人可以投票選特首，而你我升斗小民卻無權無票；

所以，書中所討論的問題，再不是發生在遠隔重洋歐美國家裏，我們沒有切膚之痛的事情，而是大家不能再隔岸觀火，需要自我反思的問題。亦因此，我向讀者鄭重推介桑德爾的這本書，《錢買不到的東西》。

蔡子強

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高級講師

原文連結

情理角度看外判制度 [黃元山]

無論同不同意作者的觀點，我想論者提供了較清晰的立論在看外判制度的利害。

還有一點是貨櫃碼頭可以說是壟斷了碼頭技術職位的供應，單一工人在薪金討價還價上處在不利地位，我想工人公會在這裡應有一定作用。 

貸評山下 [黃元山] 2013 04 23
情理角度看外判制度

葵涌貨櫃碼頭工潮持續逾20日，顯示外判制度雖然合法，但未必合理。

葵涌貨櫃碼頭工潮持續逾20日，罷工工人至今仍未能與和黃（013）屬下HIT達成談判，筆者認為其中一個原因是因為外判制度。外判制度當然是合法，但是否合理就要看具體情況。

一般來說，企業會把一些自己沒有競爭力的非核心業務外判，就算是非牟利機構，也是一樣。

從經濟學角度出發，此制度確實對公司營運效益有正面作用；比如說，大學會把飯堂外判，並非大學管理層不能營運飲食業，而是管理層能集中管理自己的核心業務，就是大學教書和研究。

企業賺大錢　工人難分享
外判有其合理的經濟邏輯，但當企業把自己的核心業務也外判時，例如貨櫃碼頭管理層把碼頭核心工作也外判，當中可能涉及一些非傳統的經濟邏輯；不能證實，但純屬推測的原因可能是：香港整體貨櫃碼頭業會隨着時間式微，與其加大投資自動化機械，不如用人手操作，但由於大方向是萎縮，勞動力安排務求要非常「靈活」，為了減少被現有勞動條例束縛，於是外判。 這個安排，可能令不少人非議，而從經濟學的角度來看，起碼有一個問題，就是勞動力的定價問題。

基礎經濟學，所有市場價格皆由供求關係而定，包括勞動力市場；意即由於低學歷的勞動力只能選擇某些低技術工種，令市場可以只付出最低門檻的勞動力價格。再者這群勞動力較難轉行，即使工作環境及待遇較差，他們亦只好「硬食」；從經濟學來說，這也是一個revealed preference，即是既然工人選擇這份工作，反映了alternative是更差。

不過，問題是，勞動者是否單單一個「物件」，還是一個爭取企業盈利的持分者（stakeholders）？如果是後者，那麼勞動力的價格，便不是單單一個物件的供求關係和市場定價，而是在企業盈利上，也能分一杯羹！ 這就是工潮爆發的重點，在外判制度下，工資單是供求的定價，但企業在市場上獲得盈利，就不與工人分享成果。 員工能分享到企業的創富成果，而不是純粹的市場公價，就是筆者之前所寫的所謂「shared capitalism」和「conscious capitalism」提議的。

環境苛刻　須負道德責任
坦白說，這件事知易行難，能付55元請到員工，有哪一個老闆願意再與其分享企業的盈利和成果；事實上，筆者認為這是一個paradigm shift，但也是資本主義要持續下去必要走的路，因為傳統資本主義精於資源分配，減少浪費，但卻往往為社會帶來負面的界外效應（例如社會資源過份集中等）。

最後，公司（營運商）可將工種或工序外判，但不代表它能外判法律及道德責任。以富士康（2038）「血汗工廠」為例，蘋果公司將代工生產iPhone的工序外判給富士康，但其苛刻工作環境與不合理工資水平，終引發不少工人跳樓自殺身亡。在此些事件中，蘋果公司亦受牽連，並須負上社會道德責任。

電玩三級制

最近接連有兩宗弒親案，手法殘暴，而且兩宗弒親血案的疑犯，都是沉迷打機的青年。 電影有分三級制，被免電影對未成年人有不良影响，現在電玩比電影更深入年青人的生活，比電影的影响更大，真不明為什麼不可以為電玩推行三級制。

欺善怕惡的香港政府

在分拆酒店房間事件上，政府官員只管叫市民在考慮購買時要小心，需了解自己的權利及責任，如果違反地契或建築物條例，地政總署及屋宇署會執法及提出檢控。

既然政府也認為分拆酒店房間事出售是新鮮的做法，涉及文件和法律責任複雜性很高，為什麼只會警告市民，而不直接警告地產商在出售前要先確定合法，若有違反法律會不承認買賣合約，既然賣出時的產品或服務根本不合法，為什麼只要買方承擔責任，小書店賣出的產品不合格也受到票控、貨不對版也可退貨、騙子行騙也要坐牢，但政府現只將風險責任推給買家，取態等同保障地地產商的利益。

若不是官商勾結，就是政府推卸責任、欺善怕惡，市民沒奈何。

本來對CY有點期望，改變香港政府以往傾商的取態，但他上場後好像對此只是跟隨前朝的政策，一點作為也沒有。

港人為何有身份認同問題

唔知點解，佢好多時都能寫出我的想法，不少香港人心理上未回歸，說到底係香港人見到中共對人民的不公義，如李旺陽一案就不知使多少香港人心痛，更加抗拒在中共治下的中國，若中共能在國內建立真正法治，民主的社會，自然就會有更多香港人認同自己是中國人及以作為中國人自豪。

C觀點 - 施永青
(2012年11月13日)

【am730專欄】近年，香港流行一種說法，認為人應該選擇做地球村的公民，不一定要做中國人。昨文借緬甸羅興亞人的遭 遇，說明現實世界仍得有國民身份，沒有國家歸屬的民族，命運是可悲的。地球村的說法只能是一種國際主義的情操，不具備法律上的現實意義。香港人想做地球 人，可能是想逃避國族身份認同吧。

本來，一個人認同自己的國家，認同自己的民族，是自然不過的事。這不但是主觀的理念問題，而是客觀的血脈問題；大家都有共同的DNA，有共同的文化習俗，理應互相認同，利益與共地結合在一起。

然而，香港人在國族認同上卻出現了非一般的困惑。「精忠報國」的理念在傳統中國文化中可謂根深柢固，但老一輩的香港人都是從大陸逃落來的，要他們投靠由外族統治的殖民地，受過傳統文化薰陶的中國人，心中會有負罪感。

為了減輕這種負罪感，有兩種解脫方法：一是罵共產黨，因為是共產黨的專制統治，逼他們非逃亡不可的。二是把自己的定位提升至國際主義，那自己就可以理直氣壯地放下民族主義的立場。

至於在香港出生的第二代，他們拿的是港英政府發的身份證，外出旅遊更用英國護照，屬大英帝國的子民(後來才降格為英國海外公民，不可到英國本土定居)。他 們只知道自己是華裔，但已經不是法律上的中國人。中國政府沒有提供香港人領取中國護照的方便途徑。他們出現身份模糊問題是很自然的。

即使到了九七回歸，香港人之中仍有相當多的一部分是迫於無奈的。當時的中國大陸，無論在經濟與政治上，都與香港存在着很大的差距。不然，鄧小平也不用搞一 國兩制了。為了減輕港人的疑慮與抗拒，北京政府為香港提供了很多特殊待遇。這些優惠包括不用向中央交稅，不用服兵役等，實質上是不用香港人盡國民責任。令 香港人在回歸後也未覺得自己是一個純正的中國人。

近年，中國的經濟雖然增長得很快，內地與香港在物質生活上的差距已大為縮減；但內地在政治改革上仍然十分緩慢。香港人不但看不慣，更怕這一套會蔓延到香港。於是，有部分人就繼續搞移民；有部分人就投入民主抗共行列。

從以上的分析來看，香港出現國民身份認同問題，中共自己責任最大。如果不是中共在解放後犯了這麼多嚴重的錯誤，哪會有這麼多人要逃來香港？如果不是中共一直在政治改革上沒法走上正軌，香港人怎會想去異國移民？

因此，單靠塗脂抹粉式的國民教育，或把問題歸咎為外國勢力的破壞是沒有用的。中共應先進行自我完善，讓香港人看到中國政治發展的希望，香港的民心就會自然回歸。

從緬甸種族衝突說起

有些人想香港去國家化，但在這個弱肉強食的國際政經環境，沒有國家的撐腰，香港已給歐美列為洗黑錢中心，阻止及排拒香港成為國際金融中心。

施永青這編文也舉出了沒有國家的可悲，人不可沒有國家，話可做世界公民只是可笑及無知。

C觀點 - 施永青
(2012年11月12日) 

香港雖是一個國際城市，但香港人對國際新聞不甚關注。近期坊間談論得最多的，是網上假醫生性侵犯少女，與婚宴人情該多少。至於緬甸的種族衝突，雖導致過百人死亡，數以萬計的人無家可歸，但大部分香港人卻無動於衷。

我對緬甸的種族衝突比較關注，是因為我名下的基金早年已有資助聯合國難民公署，援助那些從緬甸逃往孟加拉的回教難民。緬甸人大多信仰佛教，本應慈悲為懷，但對非我族類卻沒法容忍，經常排擠西部若開邦的羅興亞人，想把他們趕回孟加拉。

孟加拉雖是回教國家，但自己亦很窮，所以不肯接受這些也信奉回教的緬甸難民，不予機會讓這些難民融入當地社會，而是把他們圍在難民營裡。由於難民營裡環境 惡劣，而這些難民短期裡亦沒有甚麼出路，聯合國難民公署只好為他們搭建固定的房舍，協助他們成立社區組織，讓孩子有機會接受教育。我的基金亦資助過這方面 的工作。

英國統治印度期間，把印度分為13個省，其中包括現在的緬甸、巴基斯坦與孟加拉。印度獨立前，這些地區出現了嚴重的種族與宗教衝突，羅興亞人就是在那個年代開始，從孟加拉遷往緬甸生活的。

但由於宗教與生活文化都不一樣，緬甸人並不接受他們，緬甸政府至今仍不予羅興亞人國民身份，心底裡仍想找機會把他們驅逐出境。現時居於緬甸的羅興亞人，沒 有遷徙自由，不容與本地人通婚，一有罪案就被拿來替罪，乘機進行新一輪的迫害。最近這次種族衝突，就因今年5月有一名佛教少女被強姦，當地人懷疑是羅興亞 人做的。事件發生已半年，衝突依然未有停止。有報道指當地官員與軍隊亦有參與迫害行動，殺人放火，手段極不人道。西方國家正為緬甸政府打造改邪歸正的好榜 樣，所以對事件只是輕描淡寫，既沒有出手制止，亦沒有發起援助，羅興亞人只能自嘆時運不濟了。

據報有些羅興亞人，因不堪凌辱，唯有循海路乘船逃生，現在淪落荒島，斷水缺糧，世人卻假裝看不到。

香港有些少不更事的年輕人，以為國民身份不重要，認為不一定要做中國人，大可以選擇做地球人。難道羅興亞人不是地球人嗎？沒有國家，他們可以靠天賦人權獲得保護嗎？在現實世界，沒有國民身份的民族，命運是可悲的。吉卜賽人，即使在文明的歐洲，亦一樣被歧視，受驅趕。

我並非鼓吹民族主義，我的理想是國際主義，香港人若真的想做國際公民，就得有關心世上受苦難人民的情操；但現時香港有些傳媒，對同是中華民族的內地人也傾向用排斥的態度；這已淪落到狹隘的地方保護主義，還可以奢談甚麼當國際公民嗎？

而家係乜嘢世界

點解香港變到咁可怕，學校想自主開國教科感到有好大壓力，只要讚成國民教育，唔理內容好唔好都會遭人圍攻，商人唔想涉入政治都唔得，作家唔政治表態更加唔得，你唔出聲唔讚同佢哋都係有罪，有所謂支持公民教育的網站貼出拒絕所有大陸人來港的文章，跟白人的種族岐視沒有分別。

這些就是他們想要的「公民教育」，不如叫「拒國教育」還名正言順。

有曾俊華在，樓價易升難跌

樓價增長遠超經濟，張炳良表憂心，但我們的曾俊華司長卻指樓價遏抑措施見成效。

曾司長對樓價急升好像沒有感覺，但對樓價些微下跌卻敏感許多，當初推措施時地產界叫苦，樓價只跌了幾個百分比，他就已顯得十分擔心，話要放寬遏抑樓市措施，跟著樓價急升，升得比下跌更快更多，他現在卻說樓價遏抑措施見成效，樓價沒有不正常等等的話。

以前以為是曽蔭權的問題，現在換了特首，他還是這樣，可以肯定，有他在，樓價易升難跌，香港要繼續為高樓價付出代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