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四, 8月 13, 2009

所多瑪城的夜半歌聲?

我們本來都有個夢...

所多瑪城的夜半歌聲?(全編)
AM730專欄 - 觀念(梁文道):

歡迎來到所多瑪,且讓我為你介紹這座城市裡所剩不多的善人。例如許志永(圖),香港中學生鄭詠欣最近才在報刊上發表公開信,呼籲溫家寶「用法理來說服我」,有情有理,令人慨嘆,是一時焦點。在我看來,這封信令人神傷的,是鄭小姐記述許志永被捕幾個月前還對她說:「中國政府已很努力,要對政府有多點耐性!」每次在香港和台灣向別人介紹今天大陸的情況,都有人批評我的立場太過曖昧,取態太過溫和。他們認為中國政府仍然是大海中那頭兇猛的巨獸,獨裁專制,噬人無算,而且絕無任何溫和漸變的希望。而每一次,我都會告訴他們真實的情況很複雜,不要簡單地總體化中國的問題,「要對政府有點耐性」。

我的朋友許知遠也寫了一篇感人肺腑的《我們這一代》,他說許志永兩年前意氣風發地對他表示「2008年的奧運會將給中國帶來一次巨大變革機會。當全世界都盯著北京時,政治權力將有所收斂,而不同民間組織都應利用良機,拓展公民社會的空間」。

對於這番話我一點也不陌生,一點也不難理解,因為我也說過類似的東西,我同樣對汶川地震和北京奧運之後的中國充滿信心。所以,每當外國記者找我談論中國的黑暗角落,我都會在最後提醒他們,永遠要看到光明的那一面,就如我曾提醒你一樣。

而那光明的一面,就包括許志永和他公盟裡的同伴,以及正在崛起的維權律師群體,與其他無數想做好事的熱心人。這個國家腐敗,這個社會冷漠,整個局面似乎就維繫在一個十三億人關於某則謊言的默契之上。儘管如此,卻竟然還有這麼多人願意付出自己的時間,去替陌生人的子女奔走,如譚作人;竟還有這麼多人願意犧牲自己本來可以享受的生活,去替苦難無告的同胞叩門,如許志永。

我甚至樂觀到把政府也算進這光明的一面,因為至少他們曾經容許這種昏沉裡的搖曳光芒,在那裡發熱發亮。

也許他們明白,連他們自己人都紛紛捲款而去,用腳對這裡投下不信任票的時候,好人的存在有多麼重要。天不喪予,如果你還能在所多瑪找到一個好人的話。他們把自己的子女送去外面,自由自在地上學成長;卻讓我們的孩子背負債務來接受可笑的「教育」。他們將自己的家人搬到北美和歐洲,享受乾淨的流水和清新的空氣;卻留給我們一片受傷並且有毒的土地。這個國家腐敗如此,這個社會已然冷漠若斯。現在他們居然還要扼殺好人,並且恐嚇其他人打消當好人的念頭?不過話又得說回來,當好人也不是不行,但前提是盡量不要自發。等到他們「動員」你了,你再調動自己的善念不遲,就像一個演員調動情緒來刺激淚腺一樣。

忘記許志永吧,忘記那些你心目中的「好人」,不要用你高高在上的標準來看待我們,對我們指手劃腳。因為我們中國有自己的模式和道德尺度。「聚源賓館」監禁了許多被攔截下來的上訪者,就是許志永會幫助的那種人。他們居住的條件很惡劣,看守他們的人很兇暴,甚至不時強姦其中弱女。但許志永明明知道這種情況,卻還要對香港來的女學生說「要對政府有多點耐性」,因為他太善良了。如今,好人許志永終於消失了,剩下那批上訪者還在「聚源賓館」裡面呼救呻吟。半夜,他們唱歌,希望引起外頭的路人注意。據說他們唱的是《國際歌》,而中南海就在五公里之外;據說他們唱的是《東方紅》,而毛澤東紀念堂就在五公里之內。歌聲由激憤漸轉淒楚,終於泣不成聲;而街燈,兀自孤冷地亮著。我另一個朋友,台灣評論家楊照,曾經在《十年後的台灣》裏,寫下這麽一段我屢次引述的話:「我還記得,我清楚記得,自己年少時候,被美麗島事件與軍法大審震駭,領受到那股歷史性的悲劇感。國民黨威權體制像隻怪獸,吞噬了一代又一代的民主運動者。前代被拆吃入腹了,這隻怪獸想:不會再有人敢違逆我意志了吧。不,新一代的人又將站在怪獸面前,即使明知將成為下一個犧牲者,即使內心害怕得渾身發抖,也還是得挺身站在那裡。因為,讓怪獸吞噬,是唯一能夠自主做的事,也是唯一能夠證明我們自主意志尚存的動作,不能放棄」。他接著說:「我從來不曾自認是個勇敢的人,然而在那一刻,卻悲劇性地預見:等時機到了,我這一輩的人,會接上民主的棒子,克服自己的怯懦與猶豫,去站在怪獸面前,被無所不在的極權系统監視、追捕、入獄」。

我知道自己不是善人,但我寄望自己能夠通過那未來的試煉,證明自己。所多瑪,一座惡貫滿盈的城市,它的善人以其自身的消亡來證明這裏仍有善人。

沒有留言: